末了，本着入乡随俗的理念，Manuel还是拉了我和一圈朋友决定举办感恩节的小聚。

　　11月28日，周四傍晚，我们房间从六点开始，络绎不绝迎来了十多号客人。客厅一时堆满了Target和TraderJoe‘s（两家大型连锁超市）的大塑料袋，颇有过年时做火锅的架势。当然美国人——准确来说我也分不清是哪个国家的，总之不是亚洲脸——是不吃火锅的，袋子里是些沙拉、薯片、冰淇淋，最豪华的要数加热即食的简略版感恩节烤鸡。东道主的Manuel迟迟不现身，只好由我和两个室友陪着来客，好在大多是早有面识的人。

　　说来惭愧，不靠肤色和发型，外国人的脸总给我千篇一律的感觉；又或是认得出一个人的脸，却无法和对应的名字建立起连结。若遇上了带有卷舌音的古怪名字，哪怕将名牌贴在胸口，我也铁定念不出来。算了算了，只要面向对方就统称为“Pal”或“Friend”，从身后招呼的话就先上前拍拍肩膀，再叫“Pal”。唯独在对话中提起某人的时候略显尴尬，不止一次，一圈人停下热火朝天的对话，只为帮我想起某个人的名字来，那画面宛如幼儿园老师鼓励着学生自己思索答案。承蒙如此的亲切有些过意不去，尤其Manuel不在的时候，我多少更为小心，不愿给朋友的朋友添额外的麻烦。

　　和往来不多的人闲谈，总是要聊两人之外的什么事情的。在国内，纵使不用特意关注各类讯息，只要进到名为“集体”的环境中，周围人都会孜孜不倦地向我倾倒洪流般的咨询，从娱乐圈丑闻到国家经济发展前景（后者多是来自京城的出租车司机们）。可Manuel不这么做——我是说除了他推荐游戏的那部分；他有自己的一套交流方式，无需借助当天的华尔街日报头条，就能让对方舒适地聊起关于更加私人的故事。到头来我一直在聊那些小旅行，偶尔在教授的逼迫下翻翻《纽约客》，成功在新生时期就与美国的流行脱节了。这不，维加斯的室友和一个男生聊起最近上映的新剧。我只好杵在那里摆了好奇不失礼貌的表情，脑海中期盼着那家伙赶紧回来。

　　“诶Dan你必须去看看的，跟你讲，最后的反转绝了。”室友好心把我拉入对话。

　　“打住打住，再剧透我还看不看了。”

　　不会看的。

　　门口走廊突然响起说唱的声音，那源头越来越近，最后变成了Manuel皮带上的椭圆音响。只见他面带胜利的笑容高举了两瓶酒，摇摆着身子走进来，引爆了一片欢呼声。身后还跟了一个几乎同样高大的姑娘，梳的和体型不符的麻花辫，而且是金色的。Manuel介绍说这是Lena。

　　俩人的加入将房间的喧闹上升了一个层级，客人们开始走来走去忙活餐点。伴随爆炸响的音乐，五十来平米的客厅不断响起送外卖的敲门声、脸书视频通话的手机铃，以及辨别不清的嘈杂；人们不断提高自己的声量来试图盖过其他人，引领下一段话题。Manuel大字型占了沙发的正中央，边上围了一圈，激动地讲着什么。

　　我忽然觉得躁得慌——还算自在，但躁得慌。我跨过Manuel伸直了的两条腿，拉开阳台门出去透气。双手撑着护栏往外看，天还没黑，能看到不少学生穿行于楼下的小花园，点了灯的遮阳板下坐满了人，谈笑声也竟然也传了上来。周四的晚上大多如此，虽不及周五晚狂欢的无所顾忌，却因为紧连着周中最后一小段奋斗而兼具了激励会和庆功宴的性质，比起周五沉溺到周日那泥沼般的安逸更多了几分活力。

　　“嘿，嘿，兄弟们！我们的Danboy瞧不上咱了。”隔着玻璃门Manuel的声音还是透了过来，伴随几声口哨。

　　我深吸一口气转身回去。

　　“Mboy，不如你给大家讲讲和这位Lena小姐去哪儿玩了，怎么都迟到了呢？”

　　“我们，”他歪头看一眼边上的姑娘，调皮一笑，说道：“在约会中（onadate）。”

　　又是一阵炸裂。厨房忙着的男男女女也端了烤鸡和披萨过来坐下，大家都催促着两人开口。

　　“这个就是，商学院的朋友嘛。前两周在辩论社上认识的。”

　　“辩论社认识的。”叫Lena的女生也灿烂的笑着说道。她的声线居然有几分女中音级别的浑厚。

　　“唔！”众人感叹。边上一男生站起来解围说：“诶大家别拿他俩开涮了。来玩点什么好吧。”

　　桌上照例是摆了老派聚会卡牌UNO和“反人类牌”。Manuel毫不迟疑地选了后者，激起了我对那场夏令营“恐惧”的回忆——未成年的美国姑娘带了我们一群人围坐在毛毯上，随着发到的问题卡选出连江户时代的RB人都要觉得或大胆或冒犯的回答；本应是博得全场一笑的派对游戏，却连尴尬都还来不及。不过奇妙的是，现如今，好像只要自己是在场的唯一亚洲人，就大可将保守和矜持放到一边。

　　“好好，抽到的问题是‘天堂里存在无数的？’”咬着口香糖的女生念出声。

　　“我们所生活的绝望乡”；“我最好的兄弟亲过的马桶搋子”；“抱一抱”；“激烈的滚床单”；“***”......

　　我果然还是高估了自己的承受能力。虽然毫无感恩节的主题，我还是少有地陪一帮人闹腾到午夜；仔细想来，Manuel是我真正需要感谢的人，最起码不想在今天扫他的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