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部的女生返程之前，俩人在顶层的观景台草坪打发时间。Flora侧着坐了张藤条躺椅的边角，随后将双腿并拢伸出去，又在膝上搭了交叠的双手；她的坐姿有种奇特的矛盾，说有多舒展挺直也不尽然，因为腰是毫不掩饰地弓下去的。她的视线顺着越过栏杆望去，朝远山的棱线发呆，直到一球一男孩前后穿过她面前，她才有所动作，从包里拿出一打文件看起来。

　　“在检查刚刚的合同吗？”我拉了张布椅坐在她侧面。

　　“没。有论文要读。”

　　“诶——这年头还有教授会发纸质材料啊。”

　　“我打出来的。看着方便一点。”

　　我略微惊讶地点了点头，总觉得不好继续叨扰她了，便也抽出带来的小说读。每个国家似乎在印刷出版上都有一套略微不同的约定俗成。最显著的当然就是纸张的大小。英美书店贩卖的B或A5规格的书籍拿在掌中相当舒适，字体也看得清晰，只是需要放进包里才方便携带。与之相对，之前在京都旅居的时候，发现RB出版社的廉价平装本却是A6规格的，所谓“文库本”。能放进文库里是自然，更重要的是：缩水一号的大小刚好能塞进休闲裤的口袋中，贴着手机放也不会嫌挤。我于是囤了一批这样的小书，随着时间流逝，一本本地换进各式各样的裤子里——通常是右后口袋，用以填补些闲暇的空档。

　　我们无言地坐着，各看各的文字。当暖冬的风拂过屋顶时，纸页哗啦哗啦响起来，她便起身重新套上了那奶油色的毛衣，顺势靠近一步。

　　“你会日语的吗？”她搭话道，仍是平淡。

　　“有词典的话，勉强能看一些。”

　　“へぇ——，”她发出这样的声音。

　　“へぇ”：语气词，介于汉语拼音“hei”的一至二声之间，拖长了以表示对话题礼貌的兴趣。我仰起头，对上她正投下来的目光，又瞥到那两侧晃动着垂下的短发，以及发尾的微卷。

　　“Flora。”

　　她眼神中倦意不愿消散，但仍直直地看过来。

　　“找个中文来代替deadline。”

　　“怎么了吗？”

　　“总之来试试。”“死线。”“那是直译。”“那就截止日期。”

　　“Presentation呢？”“演讲......可能主题演讲吧。”“也可以根据场合变成商务演讲？”“也可以。”

　　“那替换掉‘へぇ’。”

　　“好像会难一些吧。比如说‘诶’，或者‘咦’，再就‘唔’。”她试着扬上音调。

　　“所以是哪个？”

　　“疑问语气的‘诶’吧。”

　　“可这个‘诶’的怀疑调性超出礼貌范畴了吧。”

　　“你想表达什么？”

　　“我想说‘へぇ’或许是没法翻译过来的。”

　　“有可能，但我学的不精，说不太好。”她视线飘向天空，又降下来。“为什么讲这些？”

　　“只是觉得，”我搜寻着脑海中的思绪：“有了会说一门外语的实感。”

　　“可我们在美国。”

　　“我们的确在美国。”

　　俩人再次沉默了一阵子。

　　我是在想汉语拼音的事，周有光先生的事。接着我也想到林语堂先生。他为《京华烟云》原版——英文版做的序，其中有一部分是“如何念出中文名字”。稍加思考就会觉出种种不平凡：中国作家用英文作给英文读者的小说，讲得是中国人在BJ的故事，标记则是用英文（实际还有西方其他语言）念中文名字的序。先生是出于怎样的念头如此作书，我实在琢磨不出；或许他在意叙述的对象超过了叙述的内容，或许期待着叙述的行为本身具有意义。又或者，他只是需要堆叠出“歇斯底里”云云的词才能展现出这个故事罢了。

　　我没看完《京华烟云》，一如我没看完很多陈书。其中最情有可原的是一百来万字的《约翰克里斯多夫》，也正因如此我曾大肆炫耀通读过《平凡的世界》。无论如何，我依然将新屯的文库本垒成堆，又和Ava游荡在各式的书店。

　　Ava不是经常读书的人，但也认得出企鹅出版社与FSC环保纸的标志。按她本人的“简单来讲”，是因为没有时间。我却总觉得她大可省下一批泡酒吧的夜晚。“总不能拦着人宣泄吧，”她会苦笑着解释。仅仅有一回，大概晚上十点，她发消息问我有什么推荐的书或电影。我于是翻了过去几年收藏下来的书单，谨慎地挑了一章短篇发去。她大概是没读；我也希望如此——现在想来，芥川龙之介的文章唯独不应该轻易地发给Ava。

　　Ava。

　　我过幻灯片一样回想起这杂七杂八的当儿，眼前的女生一直保持站姿在我前方。她好像也想定了什么，抿起嘴唇。那嘴唇太单薄了，现在只剩一条深红的线。

　　“去吃拉面吗，豚骨的？”

　　“好吃吗？”

　　“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