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山，那事，那人(第一章)

　　明青萝

　　序言

　　在故乡陆陆续续生活了35年，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小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外求学、工作，前后跨越了35年时光。可真正融入到那个偏远、被低矮的小山丘层层环抱的荒凉小山村的时光，也就只有孩童时代的10来年时光。

　　小时候，自己的外号叫老懂，大家都取笑我，说是地上的事全知道，天上的事知道一半。确实，我是个早熟的孩子，喜欢仰头呆望苍茫的天空，喜欢怔怔地望着大人们忙碌的身影，喜欢侧耳倾听乡野村妇一声高过一声的争吵叫骂，喜欢一个人爬上低矮的山梁，听花开花落，看蝴蝶翩翩起舞。小时候的我，喜欢着这山沟沟里的一切，又厌恶着这里的鸡飞狗跳，幻想着自己能够向山顶流淌的白云那样，能够自由自在地去流浪、翱翔。所有这一切，都随着我小学毕业离开这片乡野而渐渐融入梦中，镌刻进了我幼小的灵魂深处，直至30多年过去了，依旧历历在目。

　　今天，故乡已然不在，连同她周边的六个村，被数百架大型推土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仿佛在一夜之间，全部推成了一个大光头，平坦、干净、辽远。没有一株庄稼，没有一丝杂草，也自然没了一栋屋舍，没了一缕炊烟，甚至地上没了一个不规则的土颗粒，天上没了一只鸣叫飞翔的小鸟。

　　曾千万次幻想过，自己能像神仙一样，念一句口诀，挥一下手，就能把野蛮、落后、荒凉的故土变得车水马龙、花团锦绣、遍地黄金，而当这一切真的好像来到眼前时，心中却是一片茫然、失落，似乎，不是这样，不该是这样，毕竟先辈们600多年来耕耘良田数万顷，子孙绵延血脉长，如今都成了冰冷的水泥大道、骨感的大厦高楼。

　　可是，自己的喟叹只能自己听见，连萤火虫都再也发不出微弱的光芒。灯火辉煌里，堂弟掏出一大把现钞，咕噜一口就喝下一杯二两三的白酒，满面红光地大声嚷嚷，“哥，你点点，这是老屋的钱，这是正厅的，这是祠堂的，这是山林的，这是田地的，这是那条小河和水库的”。

　　眼前花花绿绿的一大堆钞票，仿佛被大卸八块的故乡，挂在猪肉店里，每一块都标注好了价钱。

　　那山，从此不在，晃动的，唯有往昔的一草一木，声声嚷嚷，人影撞撞，如此清晰，如此辽远。

　　一、阿春婆

　　阿春婆，刘家老奶奶，我只知道她姓江，却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从牙牙学语起就跟着大家，阿春婆阿春婆的叫。

　　阿春婆在村里的名声并不好，因为她有一个大嗓门，而且几乎人人都被她的大嗓门骂过。

　　大家背地里给她取了个外号，叫“赢爱骂”，反正用老家土话就是这个发音，至于是究竟是哪几个字就无法弄清楚了，用普通话来解释就是说她骂人通吃、通赢，没有她没骂过的人，没有她骂不过的人。一旦谁招惹到了她，她可以骂遍你祖宗十八代，端个矮凳子坐在她家晒谷场上，骂个三天三夜不停歇。阿春婆骂人是绝学，有绝招，旁人是学不来的，她骂人就像背三字经，朗朗上口，悦耳动听，骂来骂去竟然没有一句话重复。

　　每当这个时候，大家都当笑话来看，甚至有不少人围坐在她边上，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时起哄，吆喝着再来一遍。不管是被她骂过的，还是没有骂过的，好像都很开心的样子，甚至隔三差五不被她骂一顿，就浑身不舒服，生活中少了点什么东西的样子。

　　阿春婆骂人的段子可以说是精彩纷呈，可惜我年纪幼小，兴趣也不在此，竟然没能记下一二，但她数落的那些芝麻小事，却有许多我一直铭记在心。那时，刚刚分田单干，加上少生孩子多养猪的宣传发动，每家每户都铆足了劲耕田种地开荒，养猪养牛、养鸡养鸭，也没多少精力和时间去管这些鸡鸭什么的，牛随便乱放，猪也经常冲出屋舍围栏，不管不顾地往农田、菜地里乱啃一气。阿春婆家的菜地离村子房屋最近，农田也围在房子四周，几乎每天都要受到这些畜生的一顿糟蹋。村里的大人们忙于农活，认为不就是几只不懂事的畜生乱咬了几口罢了，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是阿春婆小题大做，故意刁难人。于是，也没有谁去认真约束家里的鸡鸭，更没有谁去道歉赔偿。不当家不知油盐贵，不受损失不知心里痛，阿春婆的骂声，就成了村里每天天亮时起床的喇叭声，夜幕低垂时回家的催哨声。

　　我家与阿春婆家离得不远，也就300来米的距离，我奶奶与阿春婆都是千年古镇卢镇人。两人虽不同姓，做姑娘的时候也不相识，但嫁在同一个村还做了邻居，回娘家、上卢镇赶集什么的，经常结伴同行，便成了最好的姐妹。两个人在一起，便有说不完的话，倒不完的苦水。在我的记忆中，阿春婆骂遍了全村的每一户人家，唯独没有骂过我们家。究其原委，并不是因为阿春婆与我奶奶亲如姐妹的关系，而是因为我的父母，因为我父母的凡事都要先为他人着想。我父亲是一个教书匠，为人温文尔雅，甚至有些胆小怕事，说话做事总是慢条斯理，小心翼翼，用村里人的话来说就是那种树叶飘落到头上都怕会打破脑壳的人，从没有与人脸红过。虽然在饲养鸡鸭、摆弄庄稼上不是个好手，但对鸡鸭猪牛的态度却也像对待学生一样，认真而严厉，从不允许鸡鸭猪牛随便跑出院子。父亲是村里的第一个教书匠，乡野的父老们自己文化水平不高，但对教师先生的尊敬却是发至内心深处，我父亲也就不可避免地沾上了谦谦君子的毛病，时常告诫我们，绝不可以损害和触碰他人的一草一木，连自己家里养的鸡鸭猪牛也一样，不可以逾越了父亲划定的圈圈道道。母亲自然是夫唱妇随，虽然天天忙于农活，但对家里鸡鸭猪牛的管束也像对待我们兄弟姐妹一样，从未松懈过一回。记得一次，我家的猪撞破门跑了出来，将阿春婆家的菜园子糟蹋了一大片，母亲硬是放下抢插春秧的紧要农活，用了整整一下午时间，将阿春婆家的菜园子整理如初，还在自家菜地里摘了几天的青菜送过去，说是弄坏了阿春婆的菜园，不能让她吃上青菜，实在是对不起。

　　大家期待了一整天，骂声却始终没有响起。两个卢镇的老太婆亲如姐妹呢，这一骂不就骂没了一世交情？再说，明德老师可是村里唯一的教书先生，骂谁也不能骂先生吧，我可知道明德老师家的鸡鸭猪牛都学得彬彬有礼了，不知道这回怎么就闯下祸端了呢。人们嘟囔着，失望地摇头散去。

　　阿春婆看着这一幕，恨恨地吐了几口唾沫，真是一伙土逼佬，我骂的是不讲理的人，这与亲不亲有啥关系其实，邻里乡亲几十年，鸡毛蒜皮的，今天没摩擦触碰，也保证不了明天会不会激起火花，哪能和平相处一生一世呢。我奶奶与阿春婆这一辈子也对骂过不少，不过，他们的对骂更多的是据理相争，是高声的应答说明、解释交代，因此对骂之后总能和好如初。

　　阿春婆是个极认真，极讲事实和原则的人。小时候，我们老家以种甘蔗为主，漫山遍野的，一眼望不到边，到处都是甘蔗的海洋，我们这些捣蛋鬼常常钻进这无边海洋中，找那些最甜最脆的甘蔗，不管是谁家的，不吃饱喝足就不出来。包括阿春婆在内，是没有哪个会责骂我们这些捣蛋鬼的，不就几根甘蔗吗，哪里会喂不起我们几个小孩子。但大人们参与里面去偷砍他人的甘蔗却是不行的，不经主人同意，哪怕是偷砍一根解解渴也是不行的，必定会招来一段臭骂。大家都知道阿春婆的厉害，照例是没人去惹她这个“赢爱骂”。

　　小学四年级那一年，不知道学校发什么神经，竟然要求我们四五年级的小学生也要去上早自习。冬天的早晨，冰冷冰冷的，有时候还有很浓的大雾，整个乡野里，除了我们去上早自习的小孩外，几乎没有其他的任何人出现。但接连几天，在路过阿春婆家的甘蔗地时，我都听见了有低低的说话声，还有砍倒甘蔗的声音。我悄悄地溜进甘蔗地里，靠近一看，原来是阿凤婶子带着几个孩子在里面偷砍阿春婆家的甘蔗，一大捆一大捆的，借着浓雾的遮掩，快步小跑的扛回了家里。这可是个了不得的大事，小孩子偷点吃的玩的，在我们老家是不会惹人责骂，相反，人家还会再拿一份给你，顺便教育一番，想要什么吃的给爷爷、奶奶或是大伯、婶子说一声，从小偷针长大偷金，不经人家同意去偷可要不得哦。被嘴里吃着的东西和大人的话语噎得满脸通红的小孩子们慢慢便转了性子，换来了大人们欣喜的微笑。如果大人们也有了这些偷偷摸摸的行为，在我们乡村里是极为颜面扫地，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的。因此，阿凤婶竟然带小孩去偷砍阿春婆家的甘蔗，我虽然年龄小，但心里却是震撼的。早自习一回来，我就把这件事给奶奶说了。

　　中午放学回家，刚刚爬上一个小土坡，我便被几个人拦了下来。对面站着四五个人，阿春婆一脸严肃地站在路中间，站在阿春婆对面的则是气势汹汹的阿凤婶，还有几个大人在旁边低声地劝说着什么。阿凤婶第一个看见我过来，一把拉住我的书包，厉声责问我，老懂，你胡说什么，你哪只眼睛看见了我砍赢爱骂家的甘蔗？我被阿凤婶突然冒出来的举动和气势汹汹的样子吓了一大跳，一下子怔住了。这时，阿春婆走了过来，把我拉到一边，和颜悦色地说道，老懂，你别怕，阿婆不会骂你，阿凤也不是吓唬你，我们只是要把事情搞个清楚明白，偷砍我家甘蔗的，你只说你看到的情况，是谁就是谁，这件事与你无关，你不用怕，但不能撒谎。看到阿凤婶子时而闪动躲避的眼珠子，时而发狠怨恨的目光，我有些犹豫起来。可以说，这是我有生以来面对的第一次审判，仿佛是两拨人把我架在火上烤，倒向哪边都是熊熊烈火。是看到什么就说什么，还是装糊涂说不知道，这是个艰难的抉择。看到我这个样子，阿春婆有些怒了，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大声骂到，大家还说你是老懂老懂，一个长鸡鸡的小子，连我这个老太婆都不如，不就说句实话嘛，你不能偏向谁，就说实话，其他的我也不想听。

　　于是，我把心一横，迎着阿春婆责骂的目光，大声地说，是阿凤婶，接连几天，每次都砍了一大把甘蔗。阿凤婶狠狠地盯了我一眼，一言不发，转身就走。阿春婆则是哈哈大笑，好，好，好，我要的就是实话，就是敢说真话。

　　阿春婆这一次破天荒的没有骂阿凤婶，也没有要阿凤婶赔偿损失，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从此之后，阿春家的甘蔗再用没有被人偷砍过，当然，除了我们这些捣蛋鬼还会偶尔偷几根吃之外。后来奶奶告诉我，阿春婆私下里还是在我奶奶面前骂骂咧咧的嘟囔了好几天，但却没有在公开场合骂过阿凤婶。阿春婆说，她跟老董说得很清楚，他要的只是知道真实情况，老懂能顶住压力说真话，这些已经很珍贵了，她再骂就压力过头了，如果阿凤婶再来咒骂和为难我，就是她阿春婆的错了。

　　第二年，阿凤婶全家就离开了我们村子，据说是搬到很远地方的一个煤矿去了，因为她丈夫是下井挖煤矿的工人，下井满了多少年后，家属就可以全部跟随到矿山上去。等我长大之后，才体会到阿凤婶一家离开故土的喜忧参半。阿凤婶生了四个女儿，好不容易生了一个儿子，却在5岁那年淹死在了村里的池塘里。虽然我们村里水性最好的尚华叔第一时间跳进水塘里，把小男孩给捞了上来，却依旧回天无术。在那个重男轻女，没有儿子就低人一等的偏远乡野，每一次叫骂声里，没有儿子都成了被最狠毒咒骂的莫须有的理由。在阿春婆的大骂声中，自然少不了这一项关键的内容。阿凤婶成了搬离我们村子的第一家人，最早消失在了阿春婆的骂声中，却深深地刻在了我脑海里。

　　许多年之后，我已经成为了一名舌战群儒的律师，每出一次庭，我都会想起阿春婆的话，我要说的，就是阿春婆想要的真实情况，就是顶住一切之下的真话；我要骂的与阿春婆骂的都是同一类人，不讲理，不讲规则，不守法，损害了他人利益还振振有词，别说赔偿，连声道歉都没有，这不该骂吗？这与亲不亲有啥关系的？这与我的当事人是原告、还是被告有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