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理学院硕士生第一学年统一开设一门政治公共课，这门公共课仅讲授一本书，即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党政教研部党支部书记李寿昌教授负责讲授这门课。

　　北主楼一楼会议室格外宽敞，但研究生每每到这里上课时，他们总如山羊拉屎一样在会议室里四处散开来坐。在中国，政治是相当严肃的事情，但在大学的课堂里，同学们却给一门决定世界命运的课程赋予了一种浪漫主义气息，一到课堂便三五成群愉悦着彼此，还美其名曰化干戈为玉帛。李寿昌教授为此也偶尔发发脾气，但他左腮一颗斜撑出来的门牙始终让人感受不到他发脾气的威严，倒是增加了几分滑稽。每每见同学们四处散坐，他便招呼大家往前靠拢，但课间休息回来，同学们又四处散开来坐。

　　我对李寿昌教授的第一堂课记忆犹新。他首先作了一个简短自我介绍，然后从容地拿起一截粉笔，在黑板的正中央奋力写下一行大字：“杜林先生许下了什么诺言？”他提出这个问题，一方面是想提起大家的兴趣，另一方面，显然是试探一下在座是否有高手。据说，这也是他数十年如一日的习惯。

　　读书和组建家庭不同，优秀的学生各有各的优秀，而不优秀的学生却表现得同样让人不齿。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这届学生确实不够出类拔萃，还是大家压根就没听见教授说什么，抑或是大家的性格太内敛，反正教室里很快恢复了政治课应有的严肃，众人先是面面相觑，然后又不约而同低着头做思考状。凭这多年的课堂经验，大家都深知，在这个时候万万不能迎接老师期许的目光，谁对上眼了就意味着谁就要被提问。

　　课堂上鸦雀无声，空气好像凝固了一样。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送杂种狗这件事可能弄巧成拙了。李寿昌对我的印象估计比其他人都要深刻，倘若再没有人站出来，李教授很可能直接点到我的名，虽然我同样是低着头，但我还是能明显地感觉到来自讲台的目光一直都在我身上游弋。

　　“请坐在后排左边靠近窗户的那位男同学回答。”李寿昌的声音洪亮而清晰，他故意装出一副不认识我的样子，用坐标参数准确定位由我来回答这个问题。终于有人被点中了，所有的人都如释重负，脑袋埋在桌子底下的此时也都高高地昂了起来，自信的眼神似乎在埋怨教授，为什么不让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呢？这德性我太熟悉了。

　　杜林先生到底许下了什么诺言？我顿时不知所措。

　　复习考研时，我踏破铁鞋弄到了一本《反杜林论》，但考研后就把它当作火引送进灶膛了。上周通知各人预习这本书，我四处奔波都找不到这本号称为“社会主义理论百科全书”的《反杜林论》。前几天跑海淀书城，竟没有该书的单行本出售。不少书店都有马恩选集或全集，但不单售，我也犯不上买一整套马恩全集或选集。直到今天早上，才偶然在卫生间斜对面的杂物房里发现了一本，这本书保护得很好，里面干干净净的一个字也没画，美中不足的是封底有一摊口水印，应该是上一届毕业生扔下的。高年级的师兄师姐们告诫我们，李寿昌教授讲授这门课有个特点，即学年结束时并不作闭卷考试，仅仅是考查。考查除了交一篇作业外，还看平时的课堂表现，而在课堂表现中，最最关键的，就是看是否拥有课本。

　　虽然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但多年的社会阅历让我很快就镇定了下来。

　　“这个问题嘛，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不过，总而言之，也就是通俗地讲吧，就是……杜林先生肯定是许下了恩格斯不如他之类的诺言。”

　　有人掩嘴窃笑，有人呆若木鸡。我偷眼望了一下讲台上的李寿昌教授，发现他那颗门牙早已撑了出来。凭经验判断，我的回答必错无疑。我急中生智，连忙纠正道：“杜林先生许下了他的杜林论是至高无上的诺言。”

　　教室里安静得连讲台上的李寿昌喘气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当我回答完毕后，李寿昌教授立刻紧闭他那颗门牙，紧紧追问道：“这么说，杜林先生是写了一部杜林论吗？”

　　我毫不犹豫道：“对，有了杜林的《杜林论》，才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

　　教室里已经笑翻天了。

　　看着我振振有词的样子，旁边的李习科再也忍不住了，他在桌子底下用力踹了我一脚。这一脚痛倒是不痛，却极大地刺激了我的副交感神经，我的背脊顿时汗如雨下。因为我知道，李习科本科读的是政治教育专业。

　　李寿昌教授那颗门牙又露出来了，看样子他是想笑却又强忍住不笑，一个为人师表的教育工作者是绝对不能笑话自己学生的无知。听说人如果强行控制自己的情绪可能会伤害身体，也不知道这一次会拆掉李教授几天的阳寿。

　　李寿昌干咳了几声，平伸双手往前压了压：“嗯，同学们请安静。对这个问题，该如何回答呢？请同学们打开课本……杜林先生宣布自己是‘要求在当代以及为了这一力量《哲学》目前可以预见的发展而代表这一力量的人’，他就把自己说成是当代和‘可以预见的’未来的唯一真正的哲学家。谁同他不一致，谁就违背真理，他自称他所说的真理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

　　随着课程的进行，同学们渐渐放松了注意力，大伙伏在案上或看其他书，或写信或干脆在本子上胡写乱画，或趁李教授转过身去板书时，跟左右交头接耳。对于这些，李寿昌教授总是采取开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打鸟政策”。是啊，与其在压抑难堪的气氛中授课，倒不如在一团和气中轻松度过。

　　虽然要求不是很严格，但有两点必须坚持，一是要坚持按时上下课，二是课间课后必须点名。很多老师为了严肃课堂纪律，点名都点出花花来了，李寿昌教授便是个中翘楚。刚开学那阵子，课前点名时，几乎都到齐。可到了后来，上了一二节课后，有些同学交代邻座帮忙收拾课本后便溜之大吉，上到第三四节课，课室里的人越来越少。所以常规的课前点名法根本入不了李寿昌教授的法眼，除了课前点名，李教授还先后使用了课间点名法、课后点名法、抽样点名法、重复点名法等等。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方法，李教授有时候使用其中的一种，有时候会将其中的几种同时使用，至于究竟什么时候使用哪几种，这里面排列组合派生出来的若干种可能性谁也说不清，如此一来，想早退的同学便无路可走。

　　研究生的公共课都是轻松愉快的，大多数教授都有提前下课的习惯，极少有听从学校铃声下课的，而李寿昌教授每次都是以放学的铃声为准，哪怕是提前一分钟也不行。久而久之，许多人便有些意见了。

　　后来大家熟了，课间休息时，同学们总是旁敲侧击耐心开导，建议李寿昌教授也效仿人家提前下课，但李寿昌教授总是笑道：“这不行，我深知你们时间宝贵，可是教务处经常来检查，不好交代呀。”

　　后来，又有几位好事者课间休息时到外边去打听，回来后便跟李寿昌教授开玩笑道：“李教授，我们去查看过了，教务处长今天请病假。”

　　李寿昌教授听罢，总是紧裹着那颗门牙，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曾几何时，李教授还在中国人民大学当学生时，政治公共课尤其是《反杜林论》是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每次上这门课，大教室里总是挤得水泄不通，讲台下全是神情贯注的面孔。那个年代，其他功课可以不修，但一听说是政治课，几乎没有人不选修。那时的政治教师多威风啊，往讲台上一站，滔滔不绝地讲解着马列原理，台下成百成千双求知欲极强的眼睛望着你，那分明就是一种享受，分明就是在干一项伟大而神圣的事业。

　　可这些年来，高校里的政治公共课每况愈下。有人曾在全校研究生举行民意调查，居然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的研究生要求对政治公共课进行改革。倒也是，京师理学院研究生每年的政治公共课都是以《反杜林论》为课本，从不考试，讲授一年后，草草交了一篇作业便大功告成，其实也没有什么收获。显而易见，政治公共课已成了越来越不受欢迎的课目之一。

　　一提起这些，李寿昌教授便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