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稳定来自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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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驾崩前，遗诏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和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四人辅政。
乾隆三年（1738年）允礼病逝，第二年允禄以谋反罪被削爵，失去权势，辅政大臣四去二，只剩下鄂尔泰和张廷玉。
鄂尔泰是满州镶旗人，当雍正还未登帝位时，就曾向鄂尔泰索取财物，遭到拒绝，因此雍正很器重他，登基后就委以重任，在雍正十年（1732年）任首席军机大臣，授保和殿大学士。随着权势地位的上升，一些满州官僚和部分汉族官僚相继依附鄂尔泰，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
张廷玉是大学士张英之子，雍正即位后对他十分赏识，令其教授皇子，擢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并调任户部任职。后来雍正又授予文渊阁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雍正八年（1730年），设立军机处，张廷玉任军机大臣，由张廷玉负责制定军机处的规章制度。足见张廷玉备受雍正皇帝的器重。
雍正八年（1730年）雍正颁布谕旨，赐鄂尔泰和张廷玉死后配享太庙。在中国的封建时代里，这是皇帝赐给大臣的最高荣誉和奖赏。
雍正十三年（1735年）乾隆继位，同样敬重鄂尔泰、张廷玉。
在1736年，乾隆封两人为三等伯，又在张廷玉七十大寿时御书“调元锡祉”匾额赐予张廷玉。
雍正、乾隆两帝的恩宠，无意中助长了鄂尔泰、张廷玉的嚣张气焰。他们各自在暗中培植自己的势力，久而久之在朝中发展成两大对立的政治集团。清人昭梿说：“乾隆初年，鄂、张两相国秉政，嗜好不齐，门下互相推举，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
对此乾隆明察于心，正如后来他所说：“朕初年，诏廷臣集思广益，至再至者，莫过于鄂尔泰、张廷玉名下之习，初未闻一言及之。”
对于鄂尔泰、张廷玉两大党派势力的恶性膨胀和明争暗斗，乾隆自然不能听之任之任其随意发展。乾隆登基后，就决心“用人之权从不旁落。因而他对朝中大臣结党营私的行为深恶痛疾，经常以历史教训告诫大臣：“明季科目，官官相护，甚至分门植党，偾事误公，恶习牢不可破，乃朕所深恶而痛斥者。”
乾隆对鄂、张两党的策略，先是利用继而限制，到最后彻底铲除，这显示了其高超的统治策略。
雍正末年，鄂尔泰首先提倡在西南“改土归流”，对巩固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举措不当，引发贵州苗民的反抗，雍正颇为不满，下旨问责鄂尔泰，并派出张廷玉集团的张照担任苗疆大臣，入黔指挥征剿。张照挟门之见，存心报复鄂尔泰，到贵州后搜集了鄂尔泰的各种罪状，向雍正告发，企图推翻“改土归流”政策，恰遇雍正驾崩。
乾隆继位后，继续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对于张照的提议十分不满。不久，张照平苗失利，朝廷又起用了鄂党的张广泗负责西南事务。这时，鄂党占了上风，欲穷治张党，置张照于死地。
乾隆虽然支持鄂尔泰的“改土归流”建议，但对鄂党的打击报复却没有坐视不理。他不希望一派完全压倒另一派，而是要在两大集团之间竭力保持平衡，使他们在一个体制下共处，共同效忠于自己。因此，当鄂尔泰要求处死张照时，乾隆并没有采纳。他不仅没有杀张照，又任命张照为吏部大臣。在乾隆看来，对两大政治集团不打击一派扶植一派，也不让其两败俱伤。这样既可以利用两派中的优秀人才，而且如果能够感化鄂尔泰和张廷玉，使他们彻底醒悟，放弃党争成为“贤臣”，那将是两全其美的事。这是他作为一代贤明君主的特殊表现。
然而，乾隆心里的如意算盘打错了，鄂尔泰和张廷玉的举动令他彻底失望了，恼怒之余，他不得不放弃“感化”行动，而采取严厉措施打击党派之争。
乾隆六年（1741年），号称“敢于言事”的御史、鄂党成员仲永檀诬告张党集团接受京城富商贿银，其矛头直指张廷玉。.136zw.>最新最快更新，提供对于这次弹劾，乾隆当然不相信，经过调查纯属子乌虚有的事，但提督鄂善却被查实收受1000两贿银。结果鄂善被判处死刑，而仲永檀因揭发有功被擢佥都御史，乾隆亲颁谕旨予以嘉奖。“自今以后，居言官之职者，皆当以仲永檀为法，不必畏首畏尾。”
仲永檀尝到弹劾的甜头，又把矛头指向张照，说张党利用职权泄密说：“向来密奏留中事件，外间旋即知之。此必有串通左右，暗为渲泄者。是权要有耳目，朝廷将不复有耳目矣。”仲永檀所说的“权要”实指张廷玉。
对于仲永檀指责张廷玉，乾隆根本不相信，他说：“鄂尔泰慎密之处，不如张廷玉。”其言外之意是：张党虽有泄密之事，但鄂党更甚之。
仲永檀弹劾不中，张照立即予以反击。他探知仲永檀曾将留中密奏的疏稿内容泄露给鄂尔泰的儿子鄂容安，于是上疏揭发。乾隆闻奏，命张廷玉协同其他大臣和三位亲王审理此案，结果查实仲永檀、鄂容安两人往来亲密，确实有严重泄密之事。
张照建议扩大调查范围，企图将鄂尔泰也牵扯进来，将鄂党一网打尽，但乾隆深知此时还不是消灭鄂党的机会，如果要将鄂党消灭遗尽的话，朝廷里就没有与张党相抗衡的势力了，张党也会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因此他决定从轻发落，将仲永檀逮捕入狱，后来仲永檀病死于狱中，鄂容安也仅令其退出南书房，一再让其侍奉皇帝。
乾隆十年（1745年），鄂尔泰病死，但其人虽亡，而其势力仍然牢固不懈。
乾隆二十年（1755年），发生胡中藻文字狱，胡中藻是鄂尔泰的得意门生，其诗文多有悖谬之词，被斩决。此案牵连鄂尔泰的侄子、甘肃巡抚鄂昌，乾隆令其自尽，至此鄂党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加之鄂尔泰的两个儿子相继在平定准噶尔的战争中阵亡，从此鄂党势力销声匿迹，成为了历史。
在打击鄂党的同时，乾隆也加紧了对张党的控制和打击。由于张廷玉的家族多为朝中官员，左都御史刘统勋上奏称：“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小心谨慎。皇上眷注优隆，久而弗替，可谓遭逢极盛。然盛名之下，责备亘多，勋业之成，晚节当慎。外间舆论动云，相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此盈满之候，而倾覆之机所易伏也。”
为了限制张氏势力，刘统勋向乾隆建议不妨效仿康熙的做法：“敕下大学士张廷玉，会同吏部衙门，将张姚两姓部册有名者，详悉查明。其同姓不同宗，与远房亲谊不在此例。若系亲房近友，累世密戚，现任之员开列奏闻，自命下之日为始，三年之内，停其升转。”
乾隆赞同了刘统勋的建议，但为了不引起张党的恐慌，乾隆又对张廷玉施以安抚怀柔策略，开导张廷玉这样做对他有百益而无一害。“今一结查议，人人皆知谨饬检点，转于大学士张廷玉有益。”
张廷玉混迹官场几十年，当然知道乾隆此举的真正意图，于是他立即上疏请求辞去兼管吏部的职务，此后，张廷玉又多次以年老体弱向乾隆乞退官职。直到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才同意张廷玉以原官并带伯爵致仕。
张廷玉的屡次乞退使乾隆颇为不悦，因为在他眼里，作为人臣侍奉君主，应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张廷玉即为此反复不休，不顾皇帝恩宠，有失朝廷重臣的风度。
果然，张廷玉的这种做法很快被鄂党当做攻击的口实，他们向乾隆进言，称张廷玉没有资格享受死后配享太庙的最高荣誉。
张廷玉听后，心急如焚，他对这最高的殊誉极为看重，因为整个清朝自开国以来配享太庙的异性大臣仅有十二人，而且自己是惟一的汉臣，如果这一特殊待遇被撤销的话，就犹如要了他的命。他立即去见乾隆，痛哭流涕，要求乾隆给他写一份保证书，这使乾隆很不高兴，但还是表示不会更改雍正的遗诏，让张謇尽管放心。
第二天，张廷玉让儿子张若澄上朝代谢皇恩。致使乾隆大为恼怒，认为张廷玉请求配享太庙时能亲自来面奏，没想到谢恩时却不来见驾，视皇恩为“分所应得”，当即下旨斥责张廷玉。乾隆这异常举动使协办大学士、张廷玉的门生汪由敦惊慌不安，暗中派人送信给张廷玉。第二天早晨，张廷玉还没有接到圣旨就进朝谢恩。乾隆见张廷玉消息如此灵通，更为怒火难捺，当乾隆得知是张廷玉的门生给张廷玉通风报信时，他立即削去张廷玉伯爵，虽然仍保留张廷玉配享太庙的特殊待遇，但他已经彻底失去了皇帝的恩宠。而给张廷玉通风报信的汪由敦，则罢去了官职，留任办事赎罪。
对于已经失宠的张廷玉，乾隆仍不能将其放过，他不时寻找各种借口斥责张廷玉，令张廷玉寝食难安，想尽快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回原籍养老。
乾隆十五年（1750年），皇长子定安亲王永璜病死，初祭刚过，张廷玉不顾自己是永璜老师的身份，急匆匆地向乾隆奏请回乡，乾隆斥责道：‘试思伊曾侍朕讲读，又曾为安定亲王师傅，而乃漠然无情，一至于此，是尚有人心者乎？”对张廷玉的怨恨已达到其及点。
这之后，乾隆命九卿讨论张廷玉是否有资格配享太庙，并定议具奏。九卿大臣看出乾隆的心意，一致认为应罢张廷玉配享太庙，并上奏乾隆。乾隆以此为依据，修改雍正遗诏，也不再记得自己对张廷玉的许诺，罢除了张廷玉死后配享太庙的待遇。乾隆此举一方面显示了专制制度下至高无上的皇权，另一方面彻底打击了张廷玉的势力，使朋党之争不再成为危及皇帝统治权稳定的隐患。
同年九月，有人揭发张廷玉的姻亲朱荃曾涉及吕留良案，乾隆降旨责问张廷玉：“公然与为姻亲，是诚何心？……漫无忌惮，至于如此。其忘皇考圣恩为何如？其藐视朕躬为何如？”下旨罚张廷玉15000两白银，并追缴以前赏赐的各种物品，查抄其在京住宅。而张廷玉的其他党羽也都受到处罚。
乾隆二十年（1755年）张廷玉病逝，乾隆却做出眷念老臣的姿态，宽恕了张廷玉的罪过，仍令配享太庙。
如果张廷玉九泉之下有知，不知是高兴，还是悲伤？这实在是专制君主对臣下的种种恶作剧！
鄂尔泰和张廷玉两党之争，持续达几十年之久，乾隆即位初期，借助他们的力量处理朝政，对他们是宽容和打击并用。当乾隆掌握朝廷权力时，皇位巩固之后，对这两大政治集团的势力，采取控制、打击并举的策略，注意了保持一定的程度，不致激起剧烈的反抗。
在这一策略之下，乾隆终于铲除了两大集团，牢牢地掌握了大清的皇权，真正成为“万民之主。”
题外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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