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求生术

　　官场求生秘诀：该变则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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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的官场生涯充满着坷坎不平，艰难险阻。就象高空走钢丝样，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尤其是在对汉官持有成见，抱有疑忌的清朝面前更要小心谨慎行事。在通常情况下，曾国藩以誓死效忠，服从为上作为官场上的座佑铭，做到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八字诀，秉承上意办事，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对于圣上不合理旨意，敢于抗争，决不退缩，决不惟命是从；在左右为难，进退维谷之际，他则采取了推拖延缓的方式。在建立大功之后，不好大喜功，不独享其功，竭力把功归属于上司的精心策划，英明决策、鼎力支持。譬如攻下金陵之后曾国藩把克敌之功归于朝廷的神机妙算，鼎力支持。

　　正是由于事上得法，灵活权变，不拘执，不强顶，曾国藩才得以在政局多变、动荡难测的清朝末世站稳脚跟，再造辉煌，历仕三朝。从下面几个例子可心看出他灵活运用手中的权力，该软的时候就软，什么时候软，该硬的时候则硬顶到底拿捏得恰到好处，保全了自己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既不违反原则，又能办成事，实在是神妙莫测啊。看最新章节就上网【】

　　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二十二日，曾国藩在天津查办教案时，南京发生了轰动全国的重案，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剌身亡。

　　据说，在遇剌的数天前，马新贻就接到一份公文，这公文封粘模糊，没有印章，折开一看，并无文书，只画了一匹死马。当即马新贻大惊失色，寝食难安。

　　八月二十二日，总督马新贻亲临校场检阅。校场在督署西边，有前道可达署后便门，马新贻检阅完毕，步行由箭道回署，将入便门时，忽然有人跪在道边，“求助川资”，原来此人是马新贻的同乡武生王咸镇。马新贻便没好气地说：“已资助两次了，今天怎么又来了？”话还没完，忽然一个身穿短衣的清兵，快步走到马新贻面前，借打千请安之机，右手迅即的从靴简内取出一把寒光闪闪的短刀剌向马亲贻，马新贻猝不及防被剌数刀，当即身亡。行剌者自称是张文祥，行剌后并没有逃跑，当场束手就擒。

　　马新贻是两江总督、朝廷重臣，行剌总督在清朝200多年的历史上还算是破天荒第一例，此事非同小可，于是人情汹汹，讹言并兴，朝廷大为震惊。案发三天后，即严令江宁将军魁玉督同司道各官加紧严审，务必查出行剌缘由及有无主使确情。但张文祥供词闪烁，无法定案，张文祥供认，过去因拦轿告状，马新贻拒绝受理，后开小押店，又被严禁，因怨结成仇，谋图行剌，云云，此外“坚不吐实”。如此重案，朝野上下，人言鼎沸，如不迅速结案，朝廷颜面丧尽，。天津教案办得差不多，朝廷发即令“老成宿望”的曾国藩回任两江，督饬各员，“赶紧严加讯究，以期水落石出。网.136zw.>”同时，命刑部尚书郑敦谨为钦差大臣，协助曾国藩办案。

　　曾国藩深知此案重大，心里自然没底，赴任前试图窥探慈禧太后的态度，便上奏“恭请陛见”，得到允准。同治九年（1870年）十月三十日，慈禧太后在养心殿召见了他，慈禧问：“马新贻案岂不甚奇？”曾国藩说：“这事很奇。”慈禧又问：“马新贻办事很好？”曾国藩说：“他办事精细和平。”廖廖数语，不冷不热，不痛不痒，令人值得颇为玩味。不过，曾国藩早已心领神会。虽然朝廷谕旨一道接一道往下发，措辞一次比一次严厉，但骨子里并不十分重视，其中的隐情，着实是一个让人猜不透的谜。

　　既然慈禧太后定下此案的基调，曾国藩也就心中有数了，办起此案也就显得容易多了。他办案的情况，从他日记里看，不过是提集犯人证，点个名而已。如三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中饭后，至贡院与郑小山尚书会审张文祥之案，将首犯等十八人点名一过，并未问供。”

　　一向办事严谨认真的曾国藩在处理张文祥剌马新贻案，显然过于粗疏。这也是看朝廷脸色行事而已。既然朝廷要求曾国藩把“剌马案”查个“水落石出”，曾国藩当然得有所必然的交待。同治十年（1871年）三月十九日，曾国藩上了一个《复审凶犯行剌马新贻缘由》的折子，上报复审张文祥剌马新贻的缘由。

　　曾国藩为什么要草草结案，不再深究，究其原因他深感此案案情既重大又复杂，如果深究细查下去，会越审越复杂可怕，于是只得赶紧结案。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再三审讯，该犯还是坚持以前的口供，已熬审20余日，该犯屡次绝食，只剩最后一口气了，奄奄一息，如果丧命，反而让他逃脱了残酷的死刑，所以应该迅速了结此案。

　　结案并不难，张文祥胆敢行剌朝廷重臣，这是对清明统治者的藐视，“情同叛逆”，何况张文祥实属“漏网逆”，又与浙江南田海盗勾结，凡此都是大逆不道，“罪大恶极”，理应凌迟处死。四月三日，曾国藩将张文祥押赴刑场，凌迟处死。并在马新贻灵柩臆摘取张文祥的心进行祭奠，以伸国法而告藯死者在天之灵。沸沸扬扬半年多的“剌马案”总算落下帷幕。

　　这起案件的处理，迎合了上级旨意的做法。但有时候，曾国藩又敢于抗上。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咸丰皇帝逃到内蒙古热河一带，命令曾国藩速派湘军大将鲍超带兵北援。曾国藩一时举棋不定，几天都“通夕不能成寐”，因为北援事关“勤王”，无可推诿，但又想留下鲍超对抗太平军。他召集文武参将商议对策，要求每人提出一种方案，结果多数人主张派兵入卫，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说“夷氛已迫，入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而“楚军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主张“按兵请绰，且无稍动。”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已逼近北京，“入卫实属空言”，英法联军这役必将以“金帛议和”而告终。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至于北援，应“按兵请旨”，静待时局之变。曾国藩深受启发，一面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国藩）两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一面在实际行动上采取拖延观变战术。果不出其然，十月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置疑北援的廷寄。而同时接到率勇北上谕旨的河南、陕西等省巡抚闻命即行，结果却空跑一趟，劳民伤财。相比之下，则显出曾胡二人的高明，而他们两人之所以高明，则由于接受了当时正在曾国藩幕中充任幕僚的李鸿章的意见。

　　曾国藩、胡林翼不愿派鲍超入援，还有另一层深意，鲍超乃一员虎将，朝廷肯令鲍超归胜保管带，而胜保乃极端仇视湘军，胜保若以“勤王”之名，将鲍超收为麾下，那时北援湘军就会拱手相送，这将是影响整个大局的大事。但鲍超不明究理，认为自己失去了一次立功社稷的良机，故而露出颇为不满之意。胡林翼为此写信劝诫说：“涤帅与我都深知胜保为人忮忌贪诈，专意折磨好人，收拾良将，弟叵北援，无论南北风气异宜，长途饷项军火，无人主持，且必为磨死，而不能得功得名。惟北援是君父之急难，不敢不遵，万不可以他词推诿，其时涤帅若能北行，则所带将士，或不致十分饥困，亦不致受人磨折。弟若知涤帅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流涕这不暇。涤帅待弟之恩，是天地父母之恩，……弟于世事太愚，当一心敬事涤帅，毋得稍有怠玩，自来义士忠臣，于曾经受恩之人，必终身奉事惟谨。”经过胡林翼的一番开导，鲍超才明白了曾国藩的良苦用心。

　　题外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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