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成身退（二）

　　而军机大臣祁寯藻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136zw.>最新最快更新，提供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皇帝听罢，再不肯把地方督抚大权交给手握重兵的曾国藩手里。

　　恰在此时，御史沈葆桢上一奏折，要求曾国藩乘胜东下，进攻长江中下游的太平军，以便一鼓作气，将太平军镇压下去。咸丰皇帝便乘机收回成命，赏给曾国藩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令其率领水陆各军乘胜东下，迅速进攻江西、安徽的太平军。而湖北巡抚一职则由江苏布政使陶恩培担任。

　　曾国藩攻占武汉，远远观望的荆州将军官文和署理杨霈都得到了重赏，而曾国藩却没有得到地方上的实权，还受到严厉申饬，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深思。看最新章节就上网【】从这些事情上，他看透了清政府对他的猜忌心理，也由此知道权力在带给人利益和名声的同时也带来更大的危险。从此以后，他深怀警惕，处处谨慎，争取避免踏进权力斗争的漩涡里，该进的时候则进，该退的时候必须退。

　　曾国藩深谙官场竞争之道，清政府对他存在着戒备和防范之心，此时他心存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他希望为国尽忠，另一方面又希望自己能够急流勇退，保功全身。因此在湘军攻陷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太平天国运动被彻底镇压之后，曾国藩立即裁撤了五万湘军，让胞弟曾国荃回到原籍，以释清廷对自己兄弟的猜疑。

　　在镇压捻军时，清政府对曾国藩加官晋爵，任命他为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同时担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因此官不可谓不高，权不可谓不大，。对此，曾国藩忧心忡忡，他先后三次请求朝廷收回节制三省的成全。前两次他只是一般地谈到自己体弱多病，实力难及，但清政府驳回了他的请求。第三次曾国藩实话实说：“臣博观史册，近阅世情，窃见无才而位高于众，则转瞬必致祸灾，无德面权重于人，则群情必生疑忌。”曾国藩将自己急流勇退的心迹表露无疑。由于曾国藩年事已高，加之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之后，曾国藩希望能够从此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过几天舒心的日子。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古来成大功大名者，千载一郭汝阳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吾兄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

　　同治六年（1867年），二月初五，曾国藩在给曾国潢的信中说：“大约凡做大官，处安荣之境，即时时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谓富贵常蹈危机也。”

　　在这些信函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小心谨慎、居安思危的谦让避祸心理，这当然是和他希望功成身退的思想有关。

　　曾国藩以退保权，同时也是他善于运用“以退为进”的策略。

　　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以退为进”试图争取全功，未能如愿，其原因主要在于痕迹太重。咸丰皇帝一下子就看透了他的心思，假戏真做，给他来了个下马威。此后曾国藩办事，特别强调不露痕迹，使别人不知其心，难以防范。

　　同治元年（1862年），清廷任命曾国藩为协办大学士，节制四省军政。一时声名地位显赫，声震华夏。清朝立国以来，还没有一个汉人获得如此重的权力。曾国藩未觉可喜，反而忧心忡忡。他与幕僚商议，该如何处理。因为清朝从无地方官兼大学士的先例，曾国藩计划辞去，而众人却说，应当接受协办大学士。曾国藩左思右想，认为“不可同时并辞，近于矫情钓誉。”于是疏辞节制四省的特权。当时四省已在他的控制之中，四位巡抚都是湘军将领，即使无节制的特权，也有调动的实权。朝廷当然明白，坚决不准。曾国藩此计似退实进，进一步加深了朝廷的信任和依赖，从而加强了自己的势力。

　　即使到了后来，曾国藩也不轻易谈退，他认为，退并不难，难在不动根本。所以当曾国荃一时不如意，想干脆退下的时候，曾国藩就告诫他要不着痕迹才能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