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理上打败对手（二）

　　李鸿章看到当地的实力已大大削弱，太平军的残余势力不可能东山再起，于是他着手恢复清朝的基层政权，重建统治秩序。看最新章节就上网【】恢复和发展生产。

　　要恢复元气，首先要重视农业生产，而要恢复农业生产，就必须招徕农民，垦辟荒田。

　　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采取了“招垦抚恤”的政策，遣难民回籍十余万人，并发牛种，招集流亡垦荒。

　　同年六月，李鸿章奏准豁免太仓州、镇洋、常熟、昭文、昆山、新阳、嘉定、金山等县本年漕粮，第二年十一月，又奏准豁免江宁府属上元、江宁、六合、句容、江浦、潥水、高淳七个县三件钱漕。网.136zw.>

　　李鸿章认为漕粮乃“天庾正供”而苏松太三属漕粮积弊太深，急需改革，他提出应“以核减浮粮为理漕之纲，即以办理均赋为治漕之用。”

　　在李鸿章看来，江苏省钱粮甲天下，比毗邻的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镇江等府多四五倍，比其他省多一二十倍。赋税重民穷，不能支持。这就造成了赋额重用征收实少的问题。本来江苏属全漕160万，但在咸丰十年中征收百万以上者仅一年，80万以上者六年，而皆有官垫民欠10万在其中，是最多之年实数不过90万。

　　苏松太粮漕甚重，平时都难以承担，何况战乱时期，按额征收更是难上加难。.136zw.>最新最快更新，提供

　　因此，“减赋”就成了当务之急，李鸿章建议“比较历来征收各数，酌近十年之通，改定赋额，不许捏灾，不许挪垫，于虚额则大减，于实征则无减。”李鸿章的“减赋”实质上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政策，即所谓“以与为取，以损为益者，方将借减赋之名，为足赋之实。”

　　在李鸿章看来，减赋是“转移之善术”，也是“劳来之善术。”

　　漕粮是以土地所有者为征收对象，而当时的土地大部分掌握在地主手里，少部分归自耕农所有在。因而减赋直接涉及地主和自耕农的利益自不待言。

　　当时“散之四方”的，如果只有“殷实”地主，而无“绝苦之家”，那就绝不会出现“田多佃少”、“土地荒芜”的情况。李鸿章所说的“招抚流亡”，显然不限于动员逃亡地主回家，也有争取逃亡农民返乡，借以恢复生产，稳定统治之意。

　　苏松漕粮积弊视他省为甚，其最不平者，莫如大小户之分。因有大小户之名，不是根据土地占有情况，而是“以贵贱强弱定钱粮收数之多寡。”缙绅大户凭藉权势“包揽短交”，而小户则被官吏任意抑勒，以为挹彼注兹之计。“小户不胜其苦，其黠者又诡寄于大户“，结果“大户益多，小户益少，其势遂偏重于一二安分之平民，而催科敲扑之惨，拘系之繁，无一非伤民气者。”

　　由于苏松征收漕粮，向有大小户名目，轻重不均，不仅使地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激化，大地主与小地主之间发生利害冲突，而且也使地主和自耕家的矛盾也日益被激化。

　　李鸿章深感这种危险局势，力主采取措施抑制一下“短交钱漕之绅户”，缓和地主内部以及地主和自耕农的矛盾，以期巩固清朝统治，更有力地镇压农民造反，他建议在苏松漕粮核减后，应“明立章程，酌定折价，绅衿平民一例完纳，永远革除大小户名目，不使州县陵虐小民为暴敛而不顾，亦不使各项陋规困苦州县迫使病民而不辞。”

　　清廷接受李鸿章关于减赋和革除大小户名目的意见，下令苏松大减三分之一，常州、镇江减十分之一，并严禁大小户，声称“傥仍有大户包揽短交等弊，即著该地方官执法严办，毋稍宽容。”

　　经过几年时间，以上政策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江苏地区的社会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清朝的统治也逐渐稳固下来，不能不说，李鸿章对权力的使用，产生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