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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指者矢口否认，神探同事便言之凿凿地讲述自己精心设计的破案过程，如何把做过记号的布票故意放在寝室铺位恰当的某处，既不隐秘又不显眼，惯偷定能发现，却又不致引起警觉；为什么要选择布票做诱饵？因为布票流动性小，而且谁超常规添置新衣服被褥也一目了然。（.l.)为了寝室的长治久安，自己牺牲点儿布票值了！

　　被指者赌咒发誓喊冤，神探同事便将此事汇报给校长。校长以让公安介入调查相威胁，劝被指者争取内部解决，终于令其承认窃行。校长让其他人将各自的失窃情况报上来予以核对，母亲也被偷过两次，但每次钱票都没全拿走，都剩一半。校长问此人为什么要给母亲留下一些，她说因为母亲家里太困难了，每月还要往农村寄钱，自己实在不忍心全拿。也正是因为她的一念之仁才使校长也动了一念之仁，认为她还算性本善，尚可挽救，便未将此事公开，令其尽量退还所窃财物，教育一番，过段时间找个理由把她转到别的学校了。

　　母亲刚进校工作时因出身不好且穿着有补丁的衣服，很受轻视，学校安排她教三年级，而其余同时分配来的师范生都教五、六年级。很快母亲就证明了自己的实力，第二年开始被安排教六年级毕业班，直至调升到中学。在批判白专道路时母亲也曾受到冲击，被当做拔白旗的目标，多亏校长极力保她。校长是个蒙族女人，丈夫是在押历史反革命，和母亲多少有点儿同病相怜。母亲也想又红又专，但就是红不起来，她念书时就常年写入团申请和思想汇报，却没人敢发展她。如今为了表明积极上进的态度她还在坚持不懈地写入团申请，尽管已快到别人退团的年龄。

　　姥爷下放的第二年春节母亲就和大姨结伴去吉林农村看望他们。家里出动大队人马迎接，一家人在汽车站的寒风中相拥而泣，在回村的马车上嘘寒问暖，在泥草屋里的火炉旁互道详情。母亲每月都给家里寄去十元钱，这在农村是很起作用的。母亲那时的工资也只有三十六元，交学校十元伙食费，再给家里寄完钱，手里总是所剩无几，所以她也不逛街，一心铺于工作。如今见到全家人的生活状况，她决定以后每月寄钱增至十五元。

　　全家人在苦寒的新天地中过了一个别样滋味的团圆年，只有大舅二舅不在。年后母亲和大姨踏上回程，姥姥给她们各烙两张饼，又炒了很多黄豆和苞米粒，严密地缝成一个像枕头一样的布包，让她们带回去补充营养。出发时正赶上生产队要开大会，要求全体参加，家里便让年仅十三岁的老舅送大姨和母亲。那天连马车都没有，老舅不顾大姨和母亲的再三劝阻，执意要送她们到长途汽车站——十八里外一个叫王义屯的村子，还帮着拿行李。到那里后汽车还没来，大姨和母亲让老舅马上往回赶，还能在天黑前到家。老舅依依惜别后折返，大姨和母亲望着他瘦小的背影，想他还要顶着寒风走那么远的路，心中酸楚，便又叫他回来，把那四张饼硬塞给他，说自己还有炒黄豆和苞米粒，兜里还有钱，可以买吃的。

　　但这里什么吃的都没有的，而且下午唯一的一趟汽车还没挤上去！无奈大姨和母亲只能在车站边的一个大车店住下——只有一间大屋，里面两排大通铺，住的都是过往赶马车的车夫。一屋子二十多人，除了大姨和母亲其余都是男的。夜里母亲和大姨跟十多个男人并排挤在大通铺上，根本就不敢睡，好在也睡不着，因为实在太饿了！早饭那点儿能量如何顶住十八里的乡路和一整天的严寒？肚子咕咕响得厉害，想必附近几人都能听到，搅得睡不着。母亲和大姨觉得太难为情，便摸黑拆开布包，嚼黄豆和苞米粒充饥。这两样东西都是又硬又脆，爆裂声在静夜中显得惊心动魄、震耳欲聋。果然那边有人小声问：“什么声？”另一个人不耐烦道：“闹耗子呗！还用问？这点儿常识都没有？”

　　长篇连载《逝者如斯》324

　　耗子似乎很自觉，惭愧地停止了咀嚼，自己默默忍受着饥饿的折磨，干硬的黄豆和苞米粒也着实难以下咽。第二天早晨母亲和大姨也不好意思拿出这两样东西嚼，以免暴露耗子的身份。

　　终于挤上早班长途汽车，在极度拥挤中冷与饿都稍有缓解，直到中午抵达长春，一下车失去了众人的依托，就觉站立不稳，腹部空得完全失去了支撑力。好在此时终于见到了朝思夜想的饭店，母亲和大姨踉跄冲进一家小店，生怕一会儿光，一次性要了四大碗米饭，六大碗白菜汤，以纵横交错的阵势满桌排开，震惊了四座。母亲是主力军，吃了近三大碗米饭，四大碗白菜汤，与其瘦弱的身材极不相符，引起了旁观者“人不可貌相”的纷纷赞叹，出尽了风头。大姨因饭量相形见绌而没能成为焦点，但这次她倒没有嫉妒，而是亲切地给母亲起了一个外国名字：大卫（胃）。

　　胃一旦撑大了再要缩小是很难的，以至于多年以后生活好转，食品充裕，母亲的饭量仍然居高不下，并迅速发胖，相关疾病也接踵而至。节食是件同样痛苦的事——胃肠也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姥爷一家人在困难时期得以保全，还是仰仗了东北养人的黑土地，也要感谢那些重灾区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和面子严禁本地百姓外出逃荒乞讨，与人争食——就自己人吃自己人吧，也算自力更生。三年困难时期全国死了几千万人，人们常把这三年的死亡人数和八年抗战中国人的死亡总数相提并论，为的是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八年抗战有足够的宣传，在国人心中有足够的分量，我们也有明确的痛恨目标；而饿死的几千万人却只能默默无闻地死去，无果而终，不了了之——和平年代的事情就要平和地对待。这跟后世发生一起坠机死个百八十人或一次冲突打死几十个平民就大惊小怪、举世震动相比，实在是淡化得不能再淡了——谈笑间，子民灰飞烟灭！

　　这次劫难虽被领导者定为三分天灾、七分**，却无人为此引咎辞职。不但不辞职，领袖还在酝酿着更大规模的劫难。

　　这边千百万地死人，那边同时痛批马寅初的控制人口理论。子民，做为领袖的统治资源和实验品，总数是不能减少的，要及时补充实验失败造成的损失，这个代价是值得的，资源是可再生的。不管是死掉几千万还是出生几亿，只是领袖一句话的事，摆在他桌上的也只是抽象的数字而已。马寅初的理论被冠以中国的马尔萨斯主义遭受批判，而中国正在践行的恰恰是该主义，即人类如果不能自律地节育，就要靠贫困、疾病、灾荒、战争——也可推广为斗争——来消灭多余人口，抑制总数增长。在领袖宏伟的胸襟和宏观的视野中，总数大致平衡即可，有权让你生就有权让你死，也不亏欠你什么。因此累得好多人在世上白走一遭，除了苦难什么也没留下。从这一点看来，马寅初首先不是学者，而是一位人道主义者。

　　啊！马寅初！学贯中西的大儒！一百零一岁的寿星！娶了十三岁小妾的封建婚姻受害者——私下认为是受益者！王宇恒的天津大学校友！王宇恒常伫立在校园的马寅初塑像前，默默地凝望，神往着马老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