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七十一章赌
袁金铠注意到众人对自己讲的大感兴趣，顿时自信心爆棚。
唐代士大夫赌博之广泛不逊于魏晋，仅知名度较高的唐代诗人而言，参赌或嗜赌者即十分普遍。李白、杜牧、温庭筠以“诗酒轻狂”、放浪形骸而闻名于世的固不必论，连自称“每饭不忘君”的“诗圣”杜甫和人称“百代宗”的韩愈也不讳言喜欢赌博，其他如陈子昂、王翰、崔颢、高适、岑参、李益、白居易、刘禹锡、元稹、张籍等人，都可在其诗、传记看到本人或他人赌博的记叙和描写、议论。通过这些诗，我们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唐代士大夫的风尚和追求。
唐代的士风，尽管受到“魏晋风度”的深刻影响，但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它那浓墨重彩的时代特色。恢宏的气象、兼收并蓄的化大交流，造了唐代士大夫任侠使气、放任不羁的性格，强盛的国力，从初唐开始一直延续到盛唐的对外战争，使整个社会弥漫着英雄主义的氛围。青海长云，黄沙百战；大漠风尘，红旗漫卷，招唤着人们去建功立业，鼓励着士大夫们争胜好勇、无所顾忌的豪壮气概。正如李白在著名的《韩荆州书》所自陈的：“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章，历抵卿相。”那种强横无忌，豪气干云的气势，在唐代司空见惯，而在其他时代却成为绝唱。翻阅唐人诗集，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气概通过士大夫的赌博或对赌博的描写、议论同样鲜明地表现出来：
太白诗：
有时六博快壮心，绕床三匝呼一掷。
呼卢百万终不惜，报仇千里如咫尺。
六博争雄好彩来，金盘一掷万人开。
高适：
千场纵博家仍富，几处报仇身不死。
杜甫青年时代，曾写了一首《今夕行》，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士大夫赌博风气的代表作：
今夕何夕岁云徂，更长烛明不可孤。
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
冯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枭卢。
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非良图？
君莫笑，刘毅从来布衣愿，家无儋石输百万。
唐代的士风自唐开始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江南的富庶、商业的发展和税收、财政的改革，使整个国家显得仍然繁荣、昌盛，唐社会的风尚因此日趋奢华、安闲和享乐。“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弈，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李肇《国史补》）赌风之盛行，“王公大人，颇或耽玩，至有废庆吊，忘寝休，辍饮食者。”在一派侈糜的风气之下，有关赌博的诗也由抒发任侠使气的豪迈，如
白居易诗：
春深在何处，春深博弈家。
醉翻衫袖抛小令，笑掷骰盘呼大彩。
酒盏省陪波卷白，骰盘思共彩呼卢。
刘禹锡诗：
白家惟有杯觞兴，欲把骰盆打少年。
韩愈和白居易，一个提倡“以载道”，以续周孔道统自任；一个主张“诗以采风”，自称“十首秦吟近正声”，以讽喻诗为民请命，在历史已是不可多得的正人君子。即使是这样强调仁义道德的人，同样毫无顾忌地追求声色货利，“好博盨之戏”。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实际代表了唐以下士大夫整体的社会倾向，即一方面政治地位的提高，以天下为己任；一方面经济条件改善，着意追求人生享受，声色犬马，无所讳言。这样一种风气，一直沿袭到宋代。
赵宋王朝号称“与士大夫共天下”，在这个时代，士大夫社会地位之优越，政治作用之重要，经济条件之优裕，整体而言，是历朝所无法拟的。以范仲淹、王安石为代表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和二程、陆、朱所倡导的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说教，使得宋代士风之严谨，在历代恐怕仅次于西汉，使得历史留下了“汉儒”、“宋儒”之说。正由于此，有关宋代士大夫赌博的记载较之唐代少了许多，尽管流传至今的宋代献起唐代的要多得多。由于经济待遇优厚，当时士大夫们的赌博并非着眼于钱财，而是更在于娱乐和刺激本身。《渊鉴类函》记载了一个小故事，颇能说明此意。
章得象与杨亿戏博李宗谔家，一夕负钱三十万，而酣寝自如。他日博胜，得宗谔金一奁，数日博又负，即返奁与宗谔，封识未尝发也。
一个晚输钱达三十万之多，不可不谓巨，但仍然安卧如常。赢了他人金子一匣，可是回家后连封条都懒得打开来清点一下，他日又原璧输还。这种不以“阿堵物”萦怀的“雅量”似乎是《世说新语》之的故事，从可以反映出北宋士大夫官僚生活之优裕，还可以看到“魏晋风度”对士大夫的影响之深远。
诗人陆游喜欢饮酒和博戏，在当时是颇引人注目的，并受到人们的讥评，他曾自号“放翁”以自嘲，从可以反映宋代士大夫对赌博的普遍看法是否定的和贬斥的。陆游诗云：“诗囊属稿惭新思，博齿争豪悔昔狂。”这样一种对自己的赌博行为持忏悔态度的诗句，与唐人的豪迈和自得，相去何止千里之遥。
宋人洪迈的《夷坚志》卷十九“丁湜科名”条，记丁湜少时好赌，入京应试，与同寓举子赌博，赢了人家六百万钱。在此之前，他曾找一相士相面，彼断定将高魁首。博后再次见到相士，彼大吃一惊，断言他“设心不善，为牟利之举”，伤了阴德，科名将由榜首黜为孙山之外，丁湜大惊，虽央得补救之方，将钱财尽数退还输家，但仅求得榜有名而已，名次大大落后。这种以赌博为“设心不善之举”的看法，与孔子所说的“兼行恶道”是一致的，正反映了宋代兴起的“新儒学”对赌博的批判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蓬勃兴起的市民生活和风尚，对士大夫产生了一定影响，赌博亦是其一个方面。当时盛行于城市之的关扑，常常有士大夫官僚参加。《夷坚志》和元好问的《续夷坚志》都有士大夫关扑的轶事。当然，这类赌博对于士大夫来说根本是廉价的消遣游戏，钱物的输赢完全不在意下。
如果说，宋代市民阶层对士大夫的影响只是初步的、感性的，那么到了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明代，这种影响便是较深刻的和理性的了。明代叶以下，商品经济有一个长足的发展，市民阶层急剧扩大，这个阶层的意识、风尚对全社会发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他们对人情世俗的津津乐道、对感官刺激的企望欲求、对金钱荣华的大胆追求，无疑将宋明理学对士大夫的精神束缚撕破了一个不小的缺口，李贽的思想便是这种影响的精神成果，他主张言私言利，反对虚伪、矫饰，虽然有其积极意义，但也无疑鼓励了士大夫们更大胆地追求声色犬马、感官刺激，在商品经济大发展、财货充溢的晚明社会，为“心性”之学所误的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然而对于声色之娱却颇为熟谙。晚明士大夫对一些惊世骇俗的恶习如“玩男妓”之类不但毫不隐讳，反而津津乐道，至于赌博这种“传统”的娱乐，更是公行无忌。在万历末年兴起的马吊牌，天启年间便盛行于士大夫之，其迷狂的程度可谓空前，时人申涵光在《荆园小语》记道：
赌真市井事，而士大夫往往好之。至近日马吊牌，始于吴，渐延都下，穷日累夜，纷然若狂。问之，皆云极有趣，吾第见废时失事，劳精耗财，每一场毕，冒冒然目昏体惫，不知其趣安在哉。
当时士大夫若不懂马吊者，会遭到讥笑。不久，明朝灭于李闯王和张献忠，南明弘光朝又误于马士英、阮大铖，人们竟因此把马吊附会为谶言，“今验之明季遇马即吊，闯与士英皆马也”。从可以窥见后人对士大夫迷于马吊和讲求声色货利的极度反感。
清兵入关以后，对汉人实行高压和排斥政策，又实行极端的化统治政策，从顺治到乾隆，屡次兴起科场案、字狱，以镇压汉人士大夫的反清思想和异端思潮。士大夫参政无门，弄又动辄罹祸，有识之士只得埋首于考据训诂之学，而更多的人则不耐寂寞，以声色犬马填补空虚的精神。乾隆时人赵翼曾辛酸地写道：
三年刻楮成何事，六博呼卢大有人。
太息儒冠真自误，可怜无补费精神。
杜甫诗云“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赵瓯北将其意化出，既是自嘲，亦是嘲人。
在这种风气下，士大夫的赌博风气较之晚明更为炽热，稍前于赵翼的王崇简记道：“南之马吊，北之溷江牌，乃市井事，士大夫好之，穷日累夜，若痴若狂。”（《冬夜笔记》）清初无锡的围棋国手过百龄，每与人弈棋，可得酬金数百两，他随后便在赌博输去，对于亲戚的责备，他丝毫不以为憾：“得之弈，失之博，庸何憾！且人生贵适意耳，孜孜逐利者何为？”（《清稗类秒·赌博类》）这种“人生贵适意”的说法，正反映了士大夫以赌博寻求暂时心理平衡的趋向。
受到市民风尚的影响，是士大夫赌风炽烈的另一重要原因。乾隆年间，士顾宾臣以四库馆誊录寓居京师，自正月到四月的百日之间，赢得白银十二万两，又在四月初八之夜全部输去，被称为“一夕十万”。乾隆朝以前，对赌博尚悬有厉禁，然而有如此巨额的赌博，从嘉庆道光以后，全社会以及士大夫的赌博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大名士龚自珍酷嗜赌博，“尤喜摇摊，尝于帐顶绘先天象卦，推究门道生死，自以为极精，而所博必负。”（《清稗类钞·赌博类》）一时成为笑柄。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稍晚一些的赵菁衫，这位号称道光、咸丰间一代宗的名士，也是嗜博成癖，而赌术绝精，常胜不败，到了无人敢与之对阵的地步，为了“过赌瘾”，他每每借钱与人，以便对博，输了再借，而从不向人讨债，在当时也成为谈。
袁金铠马要开始讲如今关于赌相关的事情，但是发现李铭九似乎走神儿了，心里忽然生出一种想要叫醒他的冲动。这里的叫醒可不是轻声呼唤两声，而是直接戒尺。早年袁金铠也摆弄过这东西，熟悉的很。然而在身旁左右看了下，不仅没有戒尺也没有趁手可用的东西，经过这一缓，袁金铠也意识到自己有些“过激”，继续讲跟赌相关的故事。近些年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国，都没什么特别出名的爱赌之人，与前面的那些士大夫相，他们更在意的还是如何在混乱时期多捞点……然而也有对“赌”利用巧妙的人。张之洞并不嗜赌，但他能适应时势，利用赌博为当局服务。他任两广总督期间，奏请朝廷批准，从广东盛行的“闱姓”赌博抽取巨额赌捐，以资助南、北洋海军军费。其所作所为，颇具有近代西方的务实精神，与他所提倡的“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似乎也正相契合。
袁金铠已经讲完，见到冯麟阁、李铭九、张大河仍然没反应，仍在沉思，心里不由的暗笑。这时，不经意瞥了一眼窗外，正好看见张作霖在看自己，袁金铠顿时坐直了甚至。只见张作霖指了指其他人，然后对口型道：怎么样？
袁金铠再次看了看其他人，回应道：都还好，被我唬住了。
张作霖又问：怎么办到的？
袁金铠有意显摆一下自己的能耐：凭赞读书好学的来的能耐，讲古论今……只可惜这话太长了。对口型哪里有那么熟练的，张作霖一下子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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