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北回到陕南，正是小学四年级开学的时候。在东北生活了十来年，我一口地道的东北乡音。班里第一次点名，人家在老师点到自己名字的时候都说“到”，我来了一句“嗯哪”。全班同学先是静静地享受了一会儿，然后就哄堂大笑。在那些奔放的笑脸中，我看见了一张安静的脸，她就是刘馨宁。

　　黎祥东后来跟我说，我那时浓眉大眼的，特别像今天赵家班的鸭蛋儿，可好玩儿了，可惜长着长着就变了，成了今天这幅熊样儿，真是可惜。

　　我的学习成绩很快在班里就名列前茅，特别是语文成绩尤其好，作文也经常被作为范文在班里读。这主要得益于我在东北和姥姥一起的生活。姥姥没什么文化，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但对东北的地方戏和评书十分着迷，东北县城里的评剧团凡有新戏上演，姥姥就会带上我去听戏，渐渐地，我也迷上了评剧，就像今天的孩子喜欢看动画片一样。隔几天就会跑到县城十字街，踮着脚仰望那个巨大的板报墙，评剧团的演出预告就张贴在那里，在我印象中，几乎隔两三周都要去一次评剧院听戏。今天记忆犹新的有，《花为媒》、《狸猫换太子》、《秦香莲》等等。

　　除了看评戏还有听评书。姥姥买了一台红灯牌的大收音机，木质的外壳，有着漂亮的花纹，金色的刺绣蒙面，闪着亮闪闪的光。晚上关了灯，看着绿莹莹的显示灯，就觉得收音机里好神秘，不知装着多少好听的东西。那时候最热闹的就是每天广播里刘兰芳的《岳飞传》，还有单田芳的《隋唐演义》，每天都只播讲半个小时，每次又都是在下回分解里开始新的期待。

　　看戏和听评书又都觉得不解渴，对于戏剧评书背后历史的好奇，让我很早就开始买书读书，没上学的时候识字少，就靠一本黄皮硬壳的《新华字典》。在东北的县城里，我最经常去的就是新华书店。像我这个年龄总跑书店的很少，那里的营业员几乎都认识我，一旦新到了适合我看的书都会告诉我。

　　我和刘馨宁坐过一段时间的前后桌，也坐过一阵子同桌。每天都见面，每天又都说再见，总觉得有说不完的话，轻轻淡淡的，就像风一样吹过再也找不到踪迹。

　　就这么一晃儿，无忧无虑的几个年头悄然而过，我们也都改变了不少。我身上的东北乡土味渐渐蜕去，个子高了，人也状了，声音也不再稚嫩，嘴边有了淡淡的像胡子一样的绒毛。她留起了长发，有了更加女人模样的身材，只可惜戴上了眼镜，虽然看着更文静了，但是遮挡住了她的那双大眼睛。

　　只是，偶尔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她还会学着我当年的口气说嗯哪，然后就安静地看着我笑，就像我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模样。

　　初二那年，刘馨宁的父母要到南方沿海去工作，她也要离开陕南了。我是从黎祥东那里知道的，她一直没有向我提起，我也不想去问，在心里逃避着，怕那天来的太快。

　　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和黎祥东值日打扫卫生，刘馨宁迟迟没有走。

　　“一千公里远吗？”刘馨宁突然问我。

　　“不远，我东北老家离这两千公里呢！”我装作若无其事地说。

　　“不远就好。”她安静地一笑。

　　第二天，刘馨宁送给我一个塑料皮的笔记本，封面上印着几束梅花，扉页上写着：

　　红豆生南国，

　　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

　　此物最相思。

　　一周以后，刘馨宁离开了陕南，她去的那个城市距离这里是一千公里。我们一直有书信往来，断断续续的思念，似有似无的牵挂，持续了很多年。她是我辗转来到陕南以后，给我最多温暖的朋友，特别在刚刚到陕南来的那段时间，她就象在寒冷夜晚好心人递过来的一杯热水，熟悉的味道却有不一样的温度。

　　也是她留下的那首古诗埋下了种子，觉得诗词能抓摸到你身上最柔软的那个所在，从此就迷恋上了唐诗宋词，并也偶尔涂鸦写写。初三那年，我的一首歌颂祖国母亲的儿歌抑或打油诗般的作品在厂广播站播出，“诗人”的绰号不胫而走，一直叫到现在。

　　刘馨宁的离开是我慢慢长大以后，第一次刻骨铭心的不舍，好长时间都觉得她可能还会突然出现在班级里。

　　和姥姥在东北相依为命的岁月，让我品尝了生活的甘苦，很早就懂得一些人情世故，敏感于别人的感受。或许正是这种性格，我从小就被视为懂事的孩子，在老师和同学中的人缘还算好。那时候，上学也是就近入学，同学家住得都不算远，县城本来就不大，所以，我和姥姥的生活几乎在县城临近的街道无人不知。每次开家长会，别的同学来的都是父母，我的家长只有白发的姥姥，同学们见到她也都叫姥姥，她很高兴，每次都热情地唉唉地答应。

　　等后来回到陕南才慢慢了解到，在把自己的青春献给国家三线建设的那一代热血青年中，很多家庭都和我的家庭相似，孩子都被送到老家抚养，十几年都不在身边，父母和自己的孩子相知却不相识。

　　在县城里，像我这样，只有上了岁数的姥姥一位亲人在身边的几乎没有，也正是如此，老师和同学也给予我了更多的关心和爱。

　　记得刚上学不久，很想养一只狗。一天，到一位叫李文学的同学家玩的时候，就喜欢上了他家的一只小狗，李文学二话不说就把小狗送给了我，我把小狗带回家欢喜得不得了。傍晚的时候，李文学怯生生地到家里找我，非常不好意思地告诉我说，那只狗是他哥哥刚刚抱回来的，听说送了人，就很生气逼着他要回去。我虽然不舍，但也没有办法，只好把小狗交给了他。李文学走后，我很伤心，不住地掉眼泪。刚吃完晚饭，李文学又来了，一道来的还有他的母亲和哥哥。

　　“这小孩子不懂事，送人的东西还能往回要，这扯不扯，文学他哥也不知道是送给你的，这不，给你送回来了”。文学的母亲进屋就冲着我热情地说。

　　姥姥忙说：“咋能呢，文学他哥的狗，孩子不能要”。

　　李文学他哥嗫嚅着说：“这只狗我不是很稀罕，你稀罕就送你吧”。

　　狗留了下来，我一直叫它稀罕，我知道不是李文学的哥不稀罕，而是他们知道我稀罕就送给了我。从此，家里多了一个吃饭的，似乎变成了三口人，也热闹的许多。李文学和他哥也经常来家里玩，一起在院子里和稀罕闹来闹去的。三年后我离开的时候，把稀罕还给了李文学和他哥，他们哥俩带着稀罕一起送我到火车站。稀罕冲着拉响汽笛的火车叫个不停，那有些哀怨的叫声好长时间都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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