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河及闽南厦门等地沿海所用的木船和渔船相似。这种情况表明，船形棺最早很可能就是实用器物。

　　四川巴县和昭化县所发现的巴人船棺均长4至5米，宽1至1.2米。有的船棺板厚达12厘米以上。如此巨大的船棺亦应是生前的生产和交通工具。

　　在东南亚地区以船为棺的习俗亦十分普遍。越南的朱芹遗址、朱山遗址都发现了船棺葬，越溪（海防）也有独木舟式的船棺葬。至今越南的傣族人仍把死者放在独木舟式的棺材中，马来西亚甘榜双溪朗遗址发现了两面铜鼓放在一座船棺的木板上。在瓜拉塞林新发现了一个渔人村落的船棺葬遗存。在加里曼丹岛洞穴遗址中同样发现了船棺葬俗。

　　据民族学资料，沙巴东海岸的沙巴人、加里曼丹岛的斯卡宾（skpan）族、美拉尼西亚所罗门群岛和新赫布里底群岛中的安布庵（ambutmy）岛的要人以及汤加和萨摩亚群岛的酋长等死后均用船棺。萨摩亚群岛盛尸用单船或双船。班克斯群岛的**a-nunla**a岛。人死即以生前所用之船为棺。

　　在我国，无论东南地区还是西南地区的悬棺葬中几乎所有的葬具均为整木凿成。整木刳空而成的棺与独木舟相似。可以认为是一切船类的祖型。大量的科学资料表明，船与行悬棺葬的民族有着密切关系。从我国和东南亚的悬棺葬和船棺葬大都分布在江河沿岸和滨海地区来看，这两种葬俗都起源于近水而居的民族之中。是海洋民族的文化特征。

　　近水而居。善于造船和用船是我国古代越人的特点。船在他们的生活中不可缺少，死后以船为棺，继续享用。完全符合这一人们共同体的心理素质。

　　有这样一侧铁闻：1933年，一位姓陈的地方官为了探究僰人悬棺的奥秘。雇用两名樵夫，从豆沙关的绝壁上掀下两具悬棺。其中一具运到昭通省立第二中学供考察、展览。未久，两名樵夫均意外惨死。

　　翌年。一位大号熊廷权的赈灾的官员，公务之余。到省立二中参观，看了悬棺及棺木中遗骸。又询悉惨死的樵夫的故事，便有些坐不住了，对校长再三进言：“文王泽及枯骨，古人遗骸何当玩弄？请以礼瘗之”。

　　校长只得将悬棺遗骸归葬。这位熊大人仍难以心安，又颤颤惊惊地写了一篇诔文：“霜凄凄兮露氵襄氵襄，风雨剥蚀兮日月迎将。翳何人兮骨骸坚强，胡不速朽兮恋此高岗。恶有报兮善有庆，毁棺露骸兮吾意凄惶。

　　山之广大兮地厚无疆，以为宅兆兮永此潜藏。臻百福兮降百祥，千秋万岁兮无厉无殃”。敬鬼神而远之。

　　在云南，今昭通地区沿金沙江、白水江、关河流域的悬棺不说是绝无仅有，肯定是分布最多、最为集中的地区。就已知情况，盐津县的豆沙关、底坪、棺木岩、灵官岩，威信县的瓦石、石洞、永善县地黄华，不下10余处；

　　岩桩、岩墩、岩龛、岩沟、岩洞等各种悬棺葬的形式一应俱全。尤其是豆沙关悬棺，保存最多、最完好，地势最险峻，被学者称为“上古遗存，天下奇迹”，“悬棺博物馆”。

　　豆沙关悬棺在盐津县豆沙乡石门村关河南岸的绝壁上，紧傍213国道。秦开“五尺道”、汉修南夷道、隋造偏梁桥阁、唐开石门道，都无一例外地选择豆沙关作为人滇的门户。“关津枢纽”，“南滇锁钥”，名不虚传。

　　关河北岸，“五尺道”贵迹、石门关古城堡、唐贞元十年御史中丞袁滋册南诏题名摩崖，昭示着这里曾有过人文蔚起的繁荣。关河南岸，削壁腾立，参天而起，高达四五百米，悬棺就存放于绝壁半腰一工方形岩坎内。

　　20世纪30年代调查有棺40多具，此后，或堕落入关河，或被好奇者、居心叵测者破坏，今仍存有10余具。

　　远眺，在清淡得近乎透明的天穹下，在沉重得势将倾倒的绝壁的阴影中，尸棺累累，凌空悬置，确实会让人生出许多难以言喻的思绪，臆想出许多神魔怪异的故事，难怪熊大人要苦苦祈告“臻百福兮降百祥，千秋万岁兮无厉无殃”。

　　悬棺的主人，一般认为是春秋时期以前居住在今川南、滇东北一带的僰人人，故称“僰人悬棺”。

　　不过僰人在明末清初的时候，遭到了明朝官府的杀戮，并且对幸存下来的僰人进行强行教化。僰人为了掩藏自己的身份，并且他们逃亡到的地方也没有条件让他们举行悬棺葬，而改为了灵魂葬，就是把代表先祖灵魂的碎片（好像是铜板）放到一个金属筒里，再把这个筒放到崖缝里。

　　而且僰人的后裔身份证上写的是彝族。可靠吗？1932年，几位昭通籍的学人曾对豆沙关悬棺进行考察，据当时留下的考察文字，棺内尸骸的头颅骨较今人硕大，手足骨亦较粗壮，也较长，推测身高在1.8-1.9米间。

　　棺木用整根原木凿空成形，长约2米，高约50厘米，宽约41厘米，棺盖厚约41厘米。按木质纹理，似为杉木，形制古朴。同样在1932年前后，一位美国学者对威信长安的悬棺进行考察，也得出与周梦云大致相同的认识。如此说来，“僰人人悬棺”应该成为结论了。

　　悬棺的主人，一般认为是春秋时期以前居住在今川南、滇东北一带的僰人，故称“僰人悬棺”。这以周梦云和美国学者威信长安等为代表。而著名的自然科学家陈一得又对周梦云和美国学者的判断提出质疑，他的观点是：

　　《新闻晨报》2005年月日11月18日报道说：“复旦学子阎鹏荣则通过遗传学手段证明了是3000年前的古百越人将木置于崖壁之上。”对中国最为神秘的悬棺，考古界一直争论不休，普遍认为它们不是古百越人，便是四川贵州一代的巴人。

　　复旦学子阎鹏荣说：“我从遗传学的密码分析来看，证明了他们是古百越人的说法。”

　　在黔是复地，在边远封闭的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格凸河风景名胜区，多处洞穴都有悬棺，而悬棺地附近都是苗族集居之地。

　　笔者在这一带考察悬棺时，曾在宗地乡的红岩村锅枪组，悬棺岩脚下的村寨，寻问到了一口完好的悬棺主人，这位为苗族的老人称棺内人是他们的祖辈，只有八十多年的历史。

　　然而，他们已经不再悬棺了。而在安顺市的平坝县的桃花村的苗族，至今还采用自然洞穴式悬棺。

　　一个洞穴内存放的棺木多达600多具。2003年5月，文物专家在三峡兵书宝剑峡悬棺内发现了青铜巴式矛，巴式戈、巴式柳叶剑、青铜刻刀、青铜凿子、青铜洗盘、古剑饰。

　　由此看来，一是悬棺时限，由一些书上说的“上限未知，下限为明代”，应该解为上限未知，下限至今了。二是笔者认为悬棺也并不是那一个民族所固有。

　　悬棺之所以让人有神秘、魔幻的感觉，成为所谓“千古之谜”，最根本的原因是：悬棺到底是怎样“悬”上去的？

　　在一本叫做《朝野佥载》的书中，提出了一种假设：尸棺先抬到悬崖绝顶，再悬索缘桩往下放。证之于悬棺现场所见，此说难以成立。试想，悬棺多在悬崖的半腰，距顶甚远，且多置放于崖部面的凹陷处，怎么“往下放”？

　　在另一本《岭表纪蛮》的书中，又提出了另一种设想：“筑土为台，运棺其中，事后台卸土撤，而棺乃独标岩际。”

　　说的有些道理，同样以悬棺现场情况参证，其不可操作性就暴露了。还有一说，即前面提到的周梦云的论证，其可以质疑处已由陈一得先生提出来了。“千古之谜”，有些费解，但费解与神魔不是一回事。

　　古代先民为什么对悬棺这种葬式兴致盎然，莫不真有什么玄机？说白了让人扫兴。《云南志略》云：“人死则棺木盛之，置之千仞巅崖，以先堕者为吉”。……不遗余力地爬上去只是为了堕下来，为了尽快地堕下来。

　　自然洞穴式的悬棺存放难度不大，而木桩式和凿岩式悬棺，那重达数百斤的悬棺，离地高度一般五六十米乃至几百米，有的安放斜度接近甚至超过了90度，而这两种悬棺形式都置于水流湍急，似乎是无法攀援的险要绝壁上，别说把棺材扛上去安放好，就是空手爬上去都不可思议。那么，悬棺究竟是怎样“升天”的？这一悬棺之谜成为中外考古界关注的课题。

　　格凸河风景区“蜘蛛人”的发现，从另一条渠道揭开底揭开了悬棺之谜。格凸河的居民的罗发科，黄小宝和王凤忠，均能在垂直光溜的百米高绝壁上，在没有任何安全设施防护的情况下，只要有脚可以踏的地方，有手可攀，或借助一些竹竿、木棒作为攀岩的辅助工具，5分钟就上到了108米高的悬崖绝壁上，4分多钟后，他又徒手退回了地面。

　　这证明，那些所谓无人能去到的悬棺之处的悬崖绝壁，古代人也可用同样方法征服的。

　　从格凸河景区的棺木和其地方的棺木结构来看，棺木都是头大尾小，多为整木，用子母扣和榫头固定，这样便于可以拆装组合。一口数百斤重的棺木按构成部件分开后，每块也不过几十斤，人的尸体也只不过是一块棺木部件的重量。

　　依山傍水是古人选择栖息地的基本原则；满山遍野的大树、葛藤、毛竹都是悬棺可用的材料；攀到绝壁的用古人把存放棺木的位置选好，打好木桩或凿好放棺木的洞穴后，用藤或用绳，把棺木部件一件吊上绝壁进行组装，再把尸体吊上放入内，盖棺，悬棺葬就这样完成了。

　　至于，棺木和尸体分开吊到悬崖绝壁是否符合行悬棺葬的人的理念，这一疑问在格凸一代早些年苗族丧俗活动中得以证实，他们虽然不再悬棺，在土葬时，尸体是由儿子背到墓地的后放入棺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