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佤邦特区中学，坐落在佤邦首府邦康城。邦康是一座小城，小得只有4条

　　街道，走遍全城只需一个小时。街上没有一辆公交车，街头飞驰而过的多是日本本

　　田、丰田、日产等汽车，几乎是清一色的四轮驱动越野车和皮卡，不时还可以看到六

　　缸、八缸的重型越野车，像坦克一样隆隆驶过。在这些车上，在这些车驶过的街上，

　　随处都可能看到面色黝黑，穿着草绿色军装，挎着64式和81-全自动步枪的佤邦联

　　军士兵，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游荡。这是在提醒来到这里的每个外人，你处在一个随

　　时可能发生枪战的险境之中。

　　这所中学，却与这座小城形成巨大反差。闻新就像是走进一个亚热带大庄园。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那棵足有十层楼高的古榕树。树的主干二三十人也搂不过来。近百

　　条下垂的气生根已经长成交错在一起的树干，竞相支撑着那覆盖面积足有好几亩地的

　　树冠。整棵树枝枝连理根根相缠，构成一个整体，远远看去果然是独树成林。然后，

　　就是挺拔的龙竹、躯干笔挺裹着毡状白色绒毛的董棕和秀着翠绿巨扇的芭蕉铺陈四

　　周。穿过蜿蜒一二百米的林间甬道，才看到一排排绿瓦白墙的砖混结构校舍。闻新知

　　道，在一个50年前还处在刀耕火种、刻木记数、结绳记事的原始部落地区，在一个

　　土地贫瘠，战火频仍，多年与外界隔绝，远离现代文明的地区，能建起这样的中学已

　　经很不容易了。

　　闻新跟一个教师模样的人打听林晓非老师。那人笑笑，把闻新领到最后一排校

　　舍，指着一间说：“这就是林老师的宿舍。”闻新说：“你的中文说得真好。”那人又

　　笑，说：“能不好吗？和你一样，就是中国人。”

　　那人见闻新有点惊讶又说：“这所学校除了6个缅甸老师，剩下几十个老师都是

　　中国人。校长也是。”

　　闻新谢过那位老师，去敲林晓非的门。开门的是个五十来岁的中年人，两鬓已

　　经斑白，架一副白边眼镜，镜片后的目光充满戒心，上下打量着闻新，却不说话。闻

　　新知道，他是在等着自己先开口。

　　闻新浅笑着说：“是林晓非先生吧？”

　　那人没有回答是或者不是。反问闻新：“你有什么事？”

　　闻新说：“我是香港大公报记者。”说着把记者证递给林晓非。

　　林晓非没说话，只瞥了一眼就把记者证还给闻新。闻新知道，林晓非还是在等

　　着他说来意，便说：“我正在写一本中国知青当年在缅甸投身世界革命的书。我能和

　　你谈谈吗？”

　　林晓非没有回答，转过身往屋里走。闻新知道，这是林晓非默许了，便跟了

　　进去。

　　林晓非提起墙角的一个塑料壳子的暖瓶，又在仅有的一张小桌上找到一个玻璃

　　杯，他把那玻璃举在眼前，看了好一会儿。看得出，他不大满意那杯子的洁净程度，

　　便动作迟缓地提起那暖瓶，往杯子里倒了一点水，晃了晃，算是涮了涮，就把水倒在

　　水泥地面上，水落地的当儿，溅起了一缕尘土，但霎时就被水压住了。然后，他在桌

　　上摸过一个小铁筒，从里面捏出几片茶叶，放在杯子里，再用暖瓶里的水去冲。显

　　然，那暖瓶里的水温度已经不够高了，那几片茶叶就在水面上漂着，不肯沉下去。林

　　晓非有些难堪，自我解嘲说：“本来茶就不好，秋后的滇红，水又凉了些，便只好干

　　泡了。难为你大老远地跑来。”

　　闻新为了此番和林晓非的对话，做足了功课。查阅了许多记载着当年中国知青

　　投身缅甸**，参与世界革命的资料。他知道了，30多年前，在缅甸北部的崇山

　　峻岭原始雨林中奔袭着一支数千多人的特殊部队。他们不是缅甸人，却为缅甸而战，

　　他们不是**员，却为缅甸**而战。他们自认为是国际主义战士，从解放缅甸

　　开始，直到解放全人类。他们是一群来自中国的知识青年。中国革命干得糊里糊涂，

　　世界革命却干得风生水起。他们甚至没有想过是否会被中国政府认可，便毅然跨过边

　　境线，来到了当年中国远征军曾经浴血奋战的这片土地。林晓非便是其中的一个。

　　闻新说：“不是难为我。是我冒昧来找你采访，实在难为你呢。”

　　正是这句话，让林晓非重又打量起闻新。林晓非没有想到这个二三十岁的年轻

　　人会这么通情达理。他本不愿提起的那段往事，不由得又在他的脑海里翻腾起来。他

　　早就想忘却这些陈年旧事，但有些刻骨铭心的记忆，不是你想忘就能忘得了的，何

　　况，那是他火红的青春，那是他壮丽的理想，那是他的热血沸腾和冷静过后的幻灭。

　　现在还有人追寻他的那段往事，他不该打开那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广为人知吗？

　　是的，他们那拨人，革命、幻灭，一次又一次被人利用、出卖，如今又有几个

　　不是以悲剧结局呢？他20世纪80年代从缅甸回国后，先后干过许多工作，甚至还

　　做过木材生意，但无论干什么，都没能像他扛枪打仗那样无师自通，游刃有余。直到

　　2000年，他49岁这一年还是一事无成。他的妻子儿女总想着他有发达那一天，但他

　　却没能延续他们的想象。他们不得不离他而去。就在这年开年，他得到了佤邦政府招

　　聘中学教师的消息。便又一次毅然跨过了边境线，又回到他一生最熟悉的这片土地。

　　30多年前走进了那座山林，想不到直到今天也没能走出来。也许这里就是他的归宿。

　　他不知道这是不是宿命。转了一圈又转了回去。真是往事不堪回首。

　　他还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游弋，闻新从自己的双肩背包里找出一张黑白照片，

　　就是闻新从北京总部复制的那张四人合影，递给林晓非：“记得这个吗？”

　　林晓非接过来，看了很久才放下，问：“你从哪儿得到这张照片？”

　　闻新说：“从任国忠那儿。你还记得他吗？”

　　林晓非说：“他现在还好吗？”

　　闻新迟疑了一下说：“他已经病入膏肓。恐怕来日无多。”

　　林晓非长叹了一口气：“我们不该落得如此下场啊。”

　　1969年10月的一天，17岁的于红旗把林晓非和任国忠约到了北京香山，说是

　　去看香山红叶。那时，他们作为云南景洪农场插场知青，回北京探亲。他们三个都是

　　一所大学的子弟，住在大学的同一座家属宿舍楼里。那天，秋高气爽，他们登上了香

　　山的最高峰，500多米的鬼见愁。在山顶，三个人喝了一瓶65度的二锅头。酒精把

　　三个人烧得精神恍惚，却气吞山河。

　　于红旗父亲原是大学一个系的领导干部，突然一段时间，父亲被戴上国民党军

　　统特务的帽子关了起来，几天后就被告知，他畏罪跳楼，自绝于人民。林晓非的母亲

　　是这个系的讲师。林晓非从小就被母亲口中的一个又一个英雄的故事鼓舞着，从文天

　　祥到卓娅，从董存瑞到马特罗索夫，这些古今中外的英雄，用他们的澎湃激情，点燃

　　他人生的理想，他曾痛恨自己生得太晚，没赶上战火硝烟，在景洪的密林里，天天割

　　胶，比行尸走肉强点有限。任国忠的父母是大学行政干部，本来没什么大事，因为一

　　次批斗会，父亲把印有伟大领袖像的报纸坐在了屁股底下，让人揭发了，就成了现行

　　***。母亲烧了那张报纸，就成了毁灭罪证，与父亲同罪，一起进了黑帮队。

　　相近的命运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就在那天，他们喝光了酒，俯瞰着脚下薄雾中

　　的北京城时，于红旗说：“你们还记得我家对门的那个叫舒娅的女孩儿吗？她投了缅

　　共。说缅共那边不管出身不出身的，很欢迎中国知青。你们没看见吗？她的爸妈原来

　　是右派。知道为什么能从黑帮队放回来吗？就因为她投了缅甸**。”说着，拿起

　　一本小册子说，“你们还记得这本《格瓦拉日记》吗？格瓦拉能成为第三世界共产革

　　命中的英雄，就因为他去古巴，参加了古巴的革命武装力量，现在我们的机会来了。

　　我把你们找来，就是想告诉你们，我也想去投缅共。”

　　林晓非说：“算我一个。”

　　任国忠说：“我也去。可是，我们怎么去呢？去哪儿找缅共呢？”

　　于红旗说：“线路图就在我心里。怎么去，我全知道。”

　　那时候，对于这些已经被文化大革命边缘化的年轻人，在国内前途黯淡，出路

　　渺茫。求学无路，报国无门。而发生在异国土地上的一场红色革命，让这些不甘失

　　落的知青再次燃起革命的激情。中国革命不要我，老子就去干世界革命。几个十几岁

　　的少年，在那个年代，被漫卷着的革命狂潮洗礼，生出几个小小职业革命家便不足为

　　奇。无论青春、热血、生命，于他们说来，全都不在话下。似乎唯有战死沙场，才能

　　抓住唯一能够证明自己是革命者的机会。

　　于是，三个少年当即摔碎了那支喝光了酒的酒瓶。

　　当天晚上，他们买了整整两书包的面包，三个装了自来水的军用水壶，就在清

　　华园火车站扒上了一辆开往成都的3745次货物都蒙着帆布的敞篷货车。反正是往南

　　开的。反正还要换车。他们问铁路工人，最多还有10分钟，这车就开了。果然，先

　　是咣咣当当一阵响，轮子动了，然后就是一声长鸣。几个人踏上了革命的征程。接着

　　就是有节奏的车轮的滚动，就像他们越来越澎湃的心潮在滚动。于红旗从怀里摸出一

　　本书。封面写着《格瓦拉日记》。他自言自语：“不知有多少北京知青怀揣着它投身了

　　世界革命。可惜货车没灯看不了哇。”的确，那时候，很多在云南的知青越过边境，

　　投身到了世界革命的消息，在全国各地的知青中传播。那传播速度，就和今天的谣言

　　传播得一样快。

　　夜行货车并没有因为他们投身革命的心情有多么焦急，就快速转动那巨大的车

　　轮，反倒是走走停停，快天亮的时候才到石家庄西站，停在那里，像只趴窝的老母鸡

　　一动不动。三个人都醒了，只是懒得说话。这时，他们头上的帆布发出窸窸窣窣的响

　　动，三个人都惊觉了，还在互相用目光交流之时，又一个人钻了进来。双方都吓了

　　一跳。

　　于红旗仗着他们人多，问：“你是谁？去哪儿？”

　　那个人似乎没有听到问话，一声不吭，自顾自躲在车厢的角落里，倒头便睡。

　　他的整个头都埋在臂弯里，而臂弯本身就在阴影里，所以根本就看不见是什么模样，

　　也就无法作出判断，无论是多大岁数，还是干什么的，好人，还是歹人。

　　而这三个准备赴缅的职业革命家，显然没有太多的心思去关注这个和革命无关

　　的一声不响的扒车人。只是在他们饿了，吃面包的时候，也扔给那个人一两个面包。

　　那人才很有教养地说声谢谢。这几乎就是他们一路所有的交流。

　　他们折腾了七八天才蹭到了昆明。到了昆明，他们三个准备跟那个连名字也没

　　说的人告别。那人却说：“我想跟你们一起去缅甸。”

　　林晓非说：“也去投缅共？”

　　那人说：“只想去缅甸。我这里还有些钱。咱们可以乘长途车。”

　　于红旗说：“从昆明到孟连七八百公里，从孟连到勐阿要翻过一座大山，车程也

　　要好几个小时。我们从中缅分界的南卡江过境，沿途肯定是要花不少钱。你要是愿意

　　跟我们走，就一起走吧。”

　　从昆明到孟连不过七八百公里。长途车、搭顺风车，加徒步，这四个人走了三

　　天。他们只记得在元江县哀牢山大风垭口处，有一段二三十公里的危险路段，坡长、

　　坡陡、弯多、弯急、隧道多、桥多等特点，海拔落差1600米。远远望去这段坡犹如

　　一条灰色的恶龙，在崇山峻岭中蜿蜒腾挪，忽左忽右，犹如钟摆，张着满是獠牙的血

　　盆大口，随时都会把他们乘坐的长途车掀下无底的山谷中。他们后来根本就不敢往车

　　窗外看，索性闭着眼假寐，如此才能摆脱那狂烈的心跳。经过了那个路段，似乎那一

　　座座云雾缭绕的莽莽大山，坑坑洼洼的道路，都不在话下。到达孟连县城的时候，他

　　们找到一家小饭馆。简单填了肚子，才悄悄谈起越境的事。显而易见，于红旗已经成

　　了中心，大家都看着他，就连那个大他们许多，连名字也不说的人也静等着他开口说

　　话。于红旗跟任国忠要了一支香烟，点着，装模作样地吸了一口，便咔咔咳起来。没

　　人催他。他掐了那支烟才说：“舒娅说，天黑的时候，你往人民旅舍那儿一站，就会

　　有人问你是不是想过去。你说是。给他点钱，他就会带你们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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