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是黄天功给我打来了电话，心想既然是大领导打来了电话，那么我当然是马虎不得的，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我必须接听这个重要的电话。

　　想到这些，我便慢慢地将车子往路边靠一靠，并将车子停了下来。

　　我心想这黄校长给我打来了电话，一定是要询问我有关钓鱼台的报告情况，这说明领导非常关心此事，同时也说明领导非常信任我。

　　不管黄天功给我打来电话要询问啥事，我都必须加以认真地对待，切不可以马虎了事，既然是领导给我打来了电话，那么我心里当然很兴奋。

　　我便马上接通了电话，对他说：“你好，黄校长，请问您有何指示？”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需要讲究和技巧，对于电话这种最普通的交流方式，尤其是交流对话的口气和语言，其实都很有讲究。

　　我之所以以这种谦逊的口气与领导讲话，那是因为我在平时已经长期养成的语言习惯，也是我从国外留学以后逐渐形成的一种处事风格，因为似乎我只有这样才可以表达对自己上级领导的敬重态度。

　　与领导如何相处至关重要，我向来就十分信奉领导总是正确的真理，在当今中国社会，一个人必须绝对服从领导的意志，因为我觉得领导就是领导，不存在对与错问题，这是我经过多年体会而形成的当今中国社会为人处事的最基本原则。

　　在当今中国社会，人际交往和社会活动都有学问，都需要讲究分寸和技巧，比如一个人如何打电话，如何接电话，这其实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需要仔细地考虑和斟酌，如何接听电话，口气如何，语调怎样，这些其实都有许多奥妙之处。

　　一般来说，单凭一个人如何接听对方电话的表现、口气和表情，就可以基本上猜测出这个人与对方接听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可以从中基本判断出两者之间是上下级的关系还是平级的关系，是夫妻的关系还是情侣的关系，是特殊的关系还是普通的关系，对方的社会地位是重要还是不重要等等。

　　我接通了电话，电话那边传来了黄天功那熟悉而且亲切的声音，他对我说：“凡教授啊，你可别这样说话啊，我哪里对你有什么指示啊。其实我没有别的事情，我就是问一问你的报告做完了吗？你觉得你做的报告的效果怎么样啊？”

　　果然不出我的意料之外，黄天功果然是在过问我的演讲之事，于是我便马上对他说：“黄校长，谢谢领导关心，我觉得我的这个报告还好吧，应该是可以肯定的。谢谢黄校长如此关心，我的报告已经做完了，总共大约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从会场气氛上来看，我感觉领导们比较满意，效果应该还可以吧。”

　　其实，我能够想象到黄天功一定是要问这件事，因此我的心里觉得美滋滋的，因此便热情地讲我的演讲想校长情况作了汇报。

　　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教授的社会影响力非常重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学校地位。

　　一个学科或一个研究领域乃至学校的知名度，主要依靠教授的影响力。

　　黄天功对我说：“好，很好，这我就放心啦。其实，我想你凡教授是一定会不负众望的，你的水平在那里嘛，你演讲的经验也十分丰富。当然，报告的关键是效果如何，其实我也觉得你一定能做好。有多少人听报告呢？有哪些领导参加了？”

　　显然，黄天功很关心我的报告的听众都有哪些人，尤其关心这些官员听众的身份如何，职务级别高低情况有是怎么样的，有没有重量级的大人物等等。

　　我深知，报告可以五花八门，听报告的也可以五花八门，但对于一个学者做报告来说，有多少人参加可能并不十分重要，关键是有哪些人来参加。

　　一个学者为国家高层做专题演讲报告，其实意义大小不仅仅局限于学术价值，关键也不在于这个学者的理论有多么高深，语言有多么华丽，场面有多么隆重和热闹，而在于他的演讲能否影响到那些有影响力的人。

　　长期以来，我一直仔细地思考和给我自己定位，我觉得我自己的教学要搞好，科研工作也要做好，社会服务也不能缺少，我要将做学问的基本目的归结为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因为只有能够影响到有影响力的人，那么我的学问才会产生实际的价值，否则就一定是纸上谈兵，一切成果都没有任何意义。

　　我认真地对黄天功说：“大约有二、三十人吧，几个主要中央部委的领导都参加了，包括国家计划发展部、国家贸易发展部、国家能源资源部和国家财政金融部，好象还有国家环保部。另外有两位副总理到场，还有二个副秘书长，以及研究局的领导。此外，国内几个大型能源企业领导都参加了。”

　　向黄校长汇报完我的演讲情况以后，我感觉我自己确实有些自豪和轻松。

　　在当今中国，大学教授可以到处去演讲，去讲课，这本身很正常，但关键是你的演讲或讲课有哪些人来听，听众的层次决定演讲和讲课的层次。

　　很显然，能有如此众多的重要政府部门和高层领导一起来聆听我的学术报告，这对于我来说当然十分重要，说明我的报告可以给华夏大学带来重要的影响，对于提升我们学校的社会影响具有重要作用。

　　黄天功接着对我说：“好，你是我校近年来第一个为国家高层做报告的经济学教授，我得感谢你才是啊，当然我要也祝贺你。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而是我们华夏大学的荣誉。我作为校长，真的要谢谢你，你为华夏大学争得了荣誉。”

　　从黄天功对我说话的口气看，他对我的汇报情况是满意的，面对黄天功刚才的这一席话，我感到十分兴奋，因为这说明他对我的表现很满意。

　　在中国这个社会，人际关系复杂，人际竞争激烈，一个人如果想出人头地，那么他就必须要让领导赏识，而如果你要让领导赏识，那么你不表现自己是万万不行的，但一旦你有了表现机会而表现不好，那其实比你不表现还更可怕。

　　从古到今，古今中外，要想让上级领导了解和信任你，你就必须找机会接触你的领导。

　　人们总是喜欢在领导的身边工作，因为只有你与领导经常接触，你才能有所表现，你才有机会让领导赏识自己的才华和能力。

　　然而，俗话说，伴君如伴虎，一个人接触他的领导过多未必这个人就一定从中获益，这取决于这个人的处事本事和能力。

　　某些人如果不懂得如何表现之道，而是在他的领导身边表现不恰当，那么他不但不能得到领导的赏识，反而可能会由此而失去飞黄腾达的机会。

　　面对黄天功对我的表扬，我当然不能产生飘飘然的心态，因此我便连忙谦虚地对他说：“谢谢黄校长，谢谢黄校长多年来对我的关心、支持、帮助和关照。是因为你黄校长对我的指导有方，我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效果。应该是我谢谢黄校长才是啊，多年来，校长一直关心和栽培我，我可是永远都忘不了的啊。”

　　我与黄天功说着说着，我的心里产生一种喜悦和兴奋感，同时我也觉得我的这次演讲活动没有辜负领导的期望。

　　一个人可以在成功之时感到高兴，也可以在幸运的面前窃喜，甚至还可以在朋友面前有短暂的狂喜或兴奋，但他绝对不可以对此表现过度，尤其是在他自己的领导面前绝对不可以得意忘形，可谓低调才是正常所为。

　　一般来说，一个人在面对突如其来的荣耀之时，他往往会容易产生那种飘飘然的自我满足的感觉，而且他容易失去自我而外露张扬，容易自觉不知觉地流露出得意的神态，这恰恰是一个人不成熟的表现。

　　对于这一点，我时时都在告诫我自己，无论做任何事情我都一定要悠着点，一定要刻意低调，千万别让我自己张扬外露。

　　黄天功接着对我说：“哪里，这是你自己几年来努力工作换来了今天的荣耀，因为有实力才有舞台，这次我们学校也是沾了你的光了。好了，报告的情况我是已经清楚了，你忙吧，改天找时间，我要请你吃饭，也是要给你庆功和祝贺。”

　　领导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交流能力，尤其是拥有艺术化的说话口气和表达方式。

　　黄天功向来都是如此，他的说话口气很随意，这也说明与我的关系比较融洽，我们彼此之间交往和谈话很自然，当然，这种说话方式，也说明他与下属交往的艺术。

　　在中国现有政治体制框架下，党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因为党可以领导所有领域的一切工作，这是宪法赋予党的神圣任务。

　　中国的大学存在着党委和行政双首长的现象，一是党委书记，二是校长，这是现有政治体制下中国高等学校管理的一大特色。

　　黄天功校长与华夏大学党委书记张江相比，前者是一个高干子弟，是典型的官二代，而后者是草根出身，是典型的民二代。

　　凭我的多年观察，黄天功和张江两者出身的家庭不同，他们从小接受教育的经历也各自不同，因此他们各自在社会上的处事风格也有较大差别。

　　在许多人看来，黄天功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讲究中国社会特有的那种江湖的意气，凡是与他关系比好的下属，他都在工作和生活等方面给与关心。

　　因此，与黄天功关系良好的下属都以是他的人而骄傲。

　　相反，张江对下属似乎没有明显的偏爱，在表面上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让人看不透他的内心世界。

　　听黄天功说起请客来，我连忙对他说：“黄校长，岂敢，岂敢，我哪能让你请客呢？不过哪天我们真是要坐一坐，有段时间没有和你聚一聚了，有些事情也想和校长当面请教和汇报。说好了，吃饭嘛，算是你请我，但是要我做东。”

　　与黄天功校长的电话挂断了以后，我觉得自己的心情非常舒畅，有了一些飘飘然的感觉。

　　我觉得这次我给中央高层领导作专题报告，必然对我今后个人的事业发展带来良好的机遇，而黄天功如此关心此事，其实并不令我感到意外。

　　一个重点大学，必须有自己的声音，必须得到社会的承认和认可，其中大学的声誉和社会地位至关重要，而这些都需要依靠教授的学术地位来维系，因此，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我的这次高层专题报告都是黄天功应该高度重视的事情。

　　与黄天功电话交流完毕以后，我开始思考着，鉴于我的这次专题报告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我们学校，因此学校的主要领导都应该关心这件事情，我突然想也应该向学校党委书记张江汇报一下报告的情况，应该给他打一个电话或发一个短信。

　　我于是想了想，便拿起了手机，给张江书记发出了一个信息：“张书记你好，我向你汇报，我在钓鱼台的报告活动已经结束，我觉得报告效果还好，谢谢领导长期以来对我的关心和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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