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大学的党委书记张江比我的年龄要大几岁，但我们又基本上属于同龄人。

　　我们都是恢复高考制度以后进入大学的幸运者，都是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骄骄者，而且都属于来自草根阶层的平民后代。

　　人与人之间在社会上，尽管初期发展的起步可能完全相当，但发展的机遇和地位的变化又确实难以同步，因此才会产生不同的社会阶层。

　　我与张江在华夏大学的发展的起步基础相当，但我们的发展路线和轨迹差别很大，目前的社会地位更是有很大区别。

　　张江是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他比我毕业早了三年时间，他在华夏大学属于土生土长的员工，因此他与华夏大学的渊源深厚。

　　然而，张江并不像黄天功那样出生于豪门家庭，而是来自于江西的偏远山区，他的父母都是当地的普通农民。

　　1977年，张江参加了恢复高考制度以后的第一次高考，并以优异成绩考入华夏大学哲学系，主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

　　张江本科毕业后继续在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分配到华夏大学学生工作处工作，然后逐渐由科员、副科长、科长、副处长晋升到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

　　一个人一旦成长或进步过于顺利，那么这个人往往会招致本单位其他人员的各种猜测，因为人们在主观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想当然的观念，那就是任何事情必然存在背后的因素。

　　关于张江的发迹过程，在华夏大学长期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说或猜测，但是我觉得却没有一个版本具有绝对的准确性。

　　有人说张江走的是政治婚姻的仕途发展路线，说他的妻子杨观出身一个高干的家庭，是他的老泰山为他在官场上铺平了道路。

　　还有人说，是张江的老父亲曾经在文化革命期间帮助过一个下放在他家乡的老干部，后来这位老首长落实政策回到了北京，在张江毕业后就一直关照他等等。

　　不管是因为有啥特殊关系，不过张江在华夏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职位上工作了五年，在那期间，他为人十分低调，行事作风谨慎而从不外露和张扬，接人待物更是能够做到圆滑老道，在默默中注意结交上级领导，但同时也十分重视与群众的关系。

　　在社会上，经常有人谈论那些当官的人都是一些无能之辈，都是所谓的社会混子或痞子，其实这种说法真是大错特错。

　　我觉得象张江这样出身一个草根阶层的人，其实闯荡社会并不容易，但他在社会上已经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大人物，他的各方面能力都表现十分突出，这足以说明这个人的与众不同和非凡的社会能力。

　　大约在三年前，华夏大学的党委书记退休后，在华夏大学内部曾经传闻中组部要空降一位党委书记到华夏大学。

　　然而出乎意料之外，张江却被提拔为校党委书记，在行政级别上与黄天功一样同属于副部长级，位列于高级干部的行列。

　　在当今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曾经经历过许多的波折，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国家强调单位的法人责任制，因此高校曾经实行过一个时期的校长负责制。

　　但是在1989年发生了那场风波之后，国家又强化了党对大学思想政治工作领导的高度重视，因此大学又开始实行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根椐现行的《高等教育法》，现有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让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之间的关系处于十分微妙的关系，二者各自权力的模糊空间也比较大。

　　党委书记与校长均属于学校的一把手，党委书记把握学校的办学方向并负责组织和干部工作，而校长作为行政负责人具体负责学校的业务管理工作。

　　在当今中国，官员十分讲究顺序，这其实也是一种充斥于官场的重要规则，领导班子的成员如何排序，这在组织上是有规则的。

　　无论在哪一个单位或社会团体，领导干部都要讲究排名的先后顺序，顺序代表着领导干部的政治地位。

　　在企业领导班子的成员排序方面，主要讲究行政地位，而行政首长一般都要排在党务领导的前面，而在大学，党委主要领导和行政主要领导的排名，党委书记要排在校长之前，这与地方的政府党政主要领导的排序上基本一致，也凸显在高校党领导一切的重要性。

　　在我当年大学毕业来到华夏大学经济学院工作时，张江已经担任了学校学生工作处学生分配科的科长。

　　在改革开放以前乃至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在当时，大学毕业生在学期间实行国家助学制度，而学生毕业分配实行计划分配的制度，传统计划经济的色彩还十分浓厚。

　　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期，大学的关键部门之一就是学生工作处，因为这个部门掌握着学生毕业分配工作的权力。

　　平心而论，在那时我与张江没有啥个人的交情，我并没有发现他有啥过硬之处，他平时寡言少语，与同事关系保持一定的距离。

　　尽管我与张江都在华夏大学工作，但我们的工作性质非常不同，我在院系基层单位工作，而张江在学校的机关职能部门工作。

　　几乎就在同一年，我们二人都被组织上提拔和晋升，张江开始担任学生工作处的副处长，而我开始担任经济学院的副院长，在行政级别上我们都是副处级。

　　在那些年，张江在学生工作处负责毕业生的分配工作，而我在经济学院也负责毕业生的分配工作，因此我们开始在工作上有了一定交集。

　　尽管我与张江在行政级别上的地位相当，我们都属于副处级领导干部，但我们在业务上又属于上下级的关系，他是学校的毕业分配主管部门的领导，我是学校下属的基层单位的毕业分配主管领导。

　　由于我当时年轻气盛，社会经验也十分不足，还属于涉世不深之人，因此对复杂的社会关系的意识存在明显的不足。

　　而张江则对社会关系的悟性十足，他社会经验的成熟比较早，因此他在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方面能够做到相当老道和成熟，我们在毕业生分配过程中难免会产生了某些摩擦，相互关系出现了某些了不和谐的音拍。

　　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向来就是一门十分复杂的社会科学，我觉得掌握这种人生科学需要一个人用一生的时间去探索和研究，而且或许也是一个人连一辈子都可能无法搞清楚和弄明白的大学问。

　　---题外话---连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