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我本来看似十分简单的事情，却让我与张江之间产生了心理隔阂，也造成后来我们之间私人关系的长期冷淡。

　　在那一年毕业分配工作中，一个叫杨宏的毕业生留校问题，让我与张江之间的关系产生了矛盾，从此让我与他之间的个人关系出现了裂痕。

　　尽管张江作为学生工作处的副处长，但他并不能直接决定每一个大学生的毕业工作单位的去向，因为各个学院的学生毕业工作单位的去向主要还是由各个下属学院来负责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

　　在那个时期，国家根据专业情况和国家需要制定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流向，我作为经济学院的副院长，当时分管教学和学生工作，毕业分配工作也主要是我来负责，具体负责学院的学生毕业分配方案。

　　在临近毕业前几个月，张江给我打来了电话，他对我说：“哎，凡院长你好，有一件事情还烦请你帮助，你们经济学院有一个毕业生叫杨宏，最近我有一个好朋友找我说希望关照一下这个学生，听说你们学院今年有留校辅导员的指标，希望你考虑一下，看能否让这学生留校工作。我大致了解了一下，杨宏这个女孩子的学习成绩比较好，她还担任过你们学院的学生干部，又是一名学生党员，我觉得担任你们学院的学生辅导员还是比较合适的，请你尽量考虑一下，关照关照啊。”

　　在我看来，每年的学生毕业分配工作，都一定会有各种关系的介入，学校领导打招呼和递条子等现象是很普遍的，但是毕业分配工作涉及到学生的切身利益，因此十分敏感，总要有一个轻重缓急的考量，只有在可能的情况下才尽量照顾各方面的关系。

　　张江在给我打来电话时，由于他并没有充分表达其中的利害关系，他对杨宏也没有过分强调一定留校的重要性，而对我似乎就是轻描淡写的一种表达方式，因此我当时并没有充分理解张江的意思，以为这不过是一个朋友托张江尽可能地关照一下这个学生而已，因为从张江的话里并没有表达出这学生与他之间有啥特殊的关系。

　　在经济学院的毕业生分配去向实施方案的制定过程中，我当时确实并没有十分在意张江向我打过招呼这件事情，而是将一名在学习、社会工作等各方面表现都十分突出的一个男学生刘莽留校担任了辅导员，而杨宏则被我安排到北京的一家公司工作。

　　在我看来，其实我在一定程度上也照顾了张江对杨宏的关切，因为一个外地户籍的学生能够留在北京工作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结局。

　　按照当时学校的规定，大学生分配到哪里并不需要征得学生本人的意见，但是为了增加公开性和透明度，便于互相监督，各个学院毕业生的分配方案必须面向全校公布，我按照学校相关规定和要求，将全院学生毕业分配方案面向全校公布。

　　学生毕业分配方案一旦公布以后，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出现，那么学生的毕业单位去向也就基本敲定，一般就很难再更改。

　　张江发现杨宏并没有留在我们经济学院担任辅导员，于是他连忙又给我打来了电话，对我说：“你好，凡院长，我听杨宏说，她没有能够留在你们学院工作？我上次专门与你谈过了，我希望这个孩子最好是留在我们学校工作，她的基本条件不错，我也觉得一个女孩子在大学工作应该是比较理想的选择。”

　　我突然意识到张江的不高兴，便连忙找出了许多理由来加以解释。

　　最后，我发现张江对我说话的口气显然有些不满了。

　　张江接着对我说：“好啦，凡院长，情况我都知道了，看来你也是尽力而为了。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嘛，只要是你尽力了就好。不过，这事你也就别再多想了，也不用你再继续操心了，我再想一想别的办法吧。”

　　显然，从张江对我说话的口气来看，他似乎并没有对这件事情有过分的反应。

　　看来这件事情似乎也就只能这样过去了，我估计杨宏就会去北京那家公司去报到，一个外地学生能够留在北京工作，她或许也应该知足。

　　我尽管有些后悔我自己没有处理好张江交代给我的这件事情，但我当时也没有过分在意这件事情可能给我后来的个人事业带来什么特别的不利影响。

　　我当时心里想，或许这杨宏与张江之间并没有啥特殊的关系，也就是有什么人找一找张江，希望他帮忙而已，至于帮成还是帮不成，或许就全凭运气了。

　　没过了几天以后，毕业生们开始纷纷离校，杨宏在经济学院办公室也领取了原分配方案的毕业生派遣证，我觉得事情只能是这样，可能就到此为止。

　　然而，任何事情都可能如你想象那么简单，事情的发展令我感到了意外，而现象背后的本质着实让我当时无法搞清楚和摸透。

　　本来我以为这件事情到此结束，杨宏或许早就去单位报到，然而在华夏大学九月份开学以后，我在校园里竟然又遇见了她，并得知原来她还是留在了我们华夏大学工作了，并在华夏大学的艺术学院担任了辅导员。

　　从工作关系方面，我与杨宏分属于不同的二级学院，我们平时也没有多少工作方面的交集，因此我们彼此之间也就是见面打一打招呼的那种同事关系。

　　几年以后，杨宏的事业发展比较顺利，她先是由学生辅导员晋升为艺术学院的团委书记，然后她再逐渐晋升为艺术学院主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当时她的年龄只有二十六岁，这在华夏大学的中层干部中属于凤毛麟角。

　　作为一个大学毕业没几年的女子，杨宏的个人仕途发展竟然如此顺风顺水，这足以让我觉得其中背后存在着复杂的特殊因素。

　　我更是万万没有想到，杨宏这位年龄比我小六、七岁而且曾经被我没有放在眼里的女子竟然成为我后来生命历程中的一颗恒星。

　　我与这个女子之间的关系的发展可谓十分复杂和离奇，我们两个人竟然奇迹般地走到了一起，并且我与她最终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回过头来想一想，我觉得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应该没有小事或大事之分，因为小事可以变成大事，而大事或许也会变成了小事。

　　一件看似十分不起眼的小事，当事人一旦处理不当可能就会引起难以弥补的严重后果，显然我在这件小事上稀里糊涂地酿成了大错。

　　杨宏的毕业工作分配之事，似乎看似十分简单，但这件事对我的个人事业却产生了致命的影响，因为这件事让我与张江之间产生了关系的隔阂。

　　尽管我与张江平时表面上依然保持着正常的关系，但实际上我们之间的裂痕已经因此产生了，而且似乎已经无法弥补或修复，这让我在后来的仕途发展上形成了巨大的障碍。

　　朋友和敌人，永远是在各种人际关系中存在的最基本人际关系，人们对非敌即友的思维似乎已经习以为常。

　　尽管人与人彼此之间可能在表面上看一切都很正常，但其背后可能隐藏着深奥的微妙关系。

　　在任何一个单位，你不要指望与同事之间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关系，而只有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

　　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这张江会在官场上一帆风顺而得意，在他得到步步高升之后，这就开始对我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

　　在事关职务晋升、提拔等重大个人利益的问题上，张江始终没有帮助过我，甚至在关键时刻还会在背后对我做些手脚。

　　在后来的工作阅历中，我自己逐渐地成熟了起来，我对人际关系的感悟颇深，开始意识到我与上级领导处理好关系的极端重要性。

　　我完全意识到，如果我想让我自己的事业顺利，那么我就必须为我自己单位的领导马首是瞻，否则我的工作就会变得十分的被动，甚至有时会让我自己感到寸步难行和无可奈何。

　　虽然我意识到我与张江之间的这层关系的极端重要性，但一切都已经为时已晚，我已经无法挽回被动的局面，张江一直对我个人有着负面的看法。

　　在中国最大的法其实不是所谓的宪法，而是上级领导对你有了啥看法。

　　我一直试图改变张江对我的看法，寻找机会想方设法地消除以往我与他之间形成的不利关系，但我始终都不能如愿，我为此而时常苦恼。

　　在中国官场上，尽管有诸多的制度、规则和相关法律等，但是在这些复杂繁多的规则制度之外，最重要的还是领导对你的看法如何。

　　人情世故往往左右一个人的升迁起落，因为如果你的上级领导一旦对你产生了负面看法，那么你就很难消除他的这种看法，并且你可能很难有出头之机。

　　每个人都是一个复杂的动物，很容易记住那些曾经给你带来伤痛的人，而忘记那些对你没有任何瓜葛和影响的人。

　　一个人一旦让上级领导产生了消极的看法，他便总是试图消除上级领导对他的不良看法，但其实这是最困难、最棘手的事情。

　　我出身于一个平民的家庭，从小对人际关系没有深刻的领悟，当初涉世也实在是不深，认识社会的现象十分肤浅，对张江的个人能量也不甚了解，对他的了解或理解不够深刻，因此我没有在处理与他的关系上下大功夫。

　　另外，我与黄天功的私人关系比较密切，而校长与书记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和心理隔阂，因此这自然而然就有意无意地疏远了我与张江之间的个人关系，如此便让他进一步对我产生了一些想法和看法，对我的态度是若近若离的，对我一切事情都以公对公的方式来办理。

　　人们常说我们这社会十分复杂，其实指的就是人际关系的复杂，一旦形成了某种特定的人际关系，那么改变起来可能比登天还要难。

　　张江与我就一直处于一种微妙复杂的关系，从表面上看我与他的关系很正常，但本质上我们是一种冷淡的关系，因此我们平常总是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

　　在中国社会，官场斗争向来是复杂多变，而本质上就是职务和权力的争夺，提拔和晋升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最重要追求目标，没有人可以置身其外。

　　如果一个人要想取得仕途的进步，那么他最重要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尤其是恰如其分地处理好与上级领导的关系。

　　对于我无法与我自己的关键领导张江处理好关系，这是我的心里一直遗憾的一块心病。

　　我有时会冥思苦想，如何才能让我与张江的关系起死回生，如何让我与这位领导重塑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题外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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