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战线打成僵持状态，而东南战线也有被俄军突破的趋势之后。

　　西宽二郎率领着一个师团的兵力快速的趁着夜色，在俄军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之下，顺着缝隙直插而入，如同一个楔子一般楔进了俄军的阵地中。

　　进攻的极为顺利的俄军根本没有意识到，日军的这个动作。仍然在不停的向着前方进军。

　　西宽二郎率领的日军士兵，趁着这个机会，凶狠的冲向了俄军的后方，他们绕过俄军的支撑点，不顾一切地向俄军战线后方渗入，这些矮小的日军拥有着与他们身体不符的凶狠和残暴，他们通常直接冲入战壕，用刺刀和人高马大的俄军搏斗，直到消灭了俄军为止。

　　两军暴徒般扭打成一团，整个战线到处发生着近战甚至肉搏战，而西宽二郎则在不停的催促着后续的部队，向着已经打开的缺口疯狂的涌入。

　　成群结对的日军在俄军的后方肆虐着，他们将一切在他们眼前的捣毁一切他们见到的俄军设施，烧掉一切他们可以看到的俄军补给和储备。

　　等到两个战线的俄军前线指挥官得到消息的时候，为时已晚。此时，整个俄军战线已经被日军切割断为两截。

　　此时，俄军在战略上已经被日军中央突破了，此时，日军无论是向左旋还是右旋，面对的都将是俄军柔软的侧翼。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俄军并没有放弃，而是从后方源源不断的向着中间日军突破的位置派遣兵力，想要缠住日军。而两翼的俄军则是不停的向后收缩，想要借此摆脱日军对他们的分割和包抄。

　　然而，日军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俄军不停的从后方调遣来的兵力此时仿佛是添油战术一般，只能够是一个一个师的向着前线派，而这只能够为交战双方不断的增添新的、大量的伤亡罢了，并不能够起到任何战术效果。

　　但是，俄军这样不要命的做法，使得突破的日军第三方面军司令西宽二郎，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为此，他派出了一支完全由轻步兵组成的前锋部队，要以最快的速度，在俄军还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占领一个铁路隧道。

　　这条铁路隧道临近赤塔，位于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干线上，只要切断了这条铁路，整个战争局势就会完全的倾向于日军。

　　而且，可能是拥有太过辽阔的土地可供迂回施展，从俄国甚至是到后世苏联的铁路建设理念中，除非是迫不得已，极不愿意开凿隧道（这也就是当年为什么苏联铁路专家认为成昆铁路方案根本不可行的原因）。因此，苏联铁路上的隧道不修则已，一修就是非修不可的长大隧道。但动辄以大坡度爬行或者曲线绕行，也严重制约了列车的速度和重量，进而成为运输能力的瓶颈。而且这种模式也使得修筑隧道的经验相对欠缺，增大了修筑长大隧道时的难度。

　　这条隧道就有超过一公里长，如果夺下来，日军将其炸毁，俄军修复起来的速度将会十分的缓慢，而浪费的时间将会十分的漫长。

　　而就在这决定决定东亚命运的一战即将爆发的时刻，在天津，一个矮胖的男人，此时正捧着一本书，埋头苦读，并不时的点头。

　　这个矮胖而又其貌不扬的男人，凡是研究华夏近代史的人都会知道他，他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袁世凯！

　　能够让袁世凯这种人爱不释手、面带喜色、激动不已、甚至是不时的点头的书是什么呢？

　　而这本书的封面上，由一个大大的红色的五角星构成的底图，而在上面写着大大的繁体书名《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而在作者一栏，上面大大的写着“赵军”两个大字！

　　《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著者的学识和能力令人惊叹。尽管著者一次也没有到过日本，但她却搜集了如此众多和非常重要的事实。虽然这些事实是些一目了然的日常的事情，可著者正是依据这些事实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的全貌。著者还在分析这些事实的基础上，推导出关于日本文化基本的然而对整体来说又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诸特征。

　　——川岛武宜（日本著名评论家）

　　（本书）从对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讲起，讲到明治维新，再分述日本人的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一直到怎样“自我训练（修养）”和教育孩子学习传统。全书夹叙夹议，贯串着作者的人类学文化类型论的观点，一点也不枯燥。……我们同东方这位邻国的关系是很不寻常的，难道我们不该多了解它一点吗？

　　——金克木（华夏著名学者）

　　如何理解日本这一与中华文明息息相关，却又迥异于中华文明，并给中华文明带来过深重灾难的日本文化，是最值得华夏人关注的课题之一。历史的耻辱和现实的差距，使得许多华夏人在“面对和思考”日本时，冲动的情绪远远多于理性的认知。偏见是浅薄、脆弱的，只有理智和平静才能给人以力量。

　　本尼迪克特的这部著作，就是一本客观、理性地观察日本的杰作。1944年，作者应美国政府之邀，采用文化人类学的科学方法，撰写了一份关于日本的研究报告，为美国成功制定战后治理日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6年，作者将报告整理出版。该书一经推出，好评如潮，深刻的思想和流畅的语言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一直被视为研究日本最有见地的作品，被公认为了解日本文化的最好读本。

　　要知道，袁世凯这辈子就是在不停的与日本打交道。也难怪他对这本书这么在意了。

　　一、驻朝时代:以战止战,全面排日

　　袁世凯参与中日外交肇始于朝鲜，从此风云际会，在政坛崭露头角，奠定了一生事业的基础。1882年他以庆军会办营务处的身份随吴长庆率淮军六营东渡入朝，先后参与平定壬午事变与甲申事变，直接参与对日外交活动。1885年11月，袁世凯以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务大臣的身份再赴朝鲜，直到1894年回国，握有参与朝鲜的内政外交的大权，其中外交上的主要对手就是日本。在此期间，他一方面执行李鸿章与清政府的对日外交政策，直接参与对日交涉；另一方面他对日本的认识与判断又反过来影响了政府对外交政策的制定。随着中日在朝影响力的消长，袁世凯对日外交的手段、对日本的认识及他在中日外交中的地位也不断发生变化，大体上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军事对抗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国力快速发展，开始寻求向外扩张，采取所谓“大陆政策”，以北进朝鲜为实现这一政策的中心环节。因为当时朝鲜还属于华夏的藩属国，日本的首要任务就是割断中朝关系，全面控制朝鲜的内政与外交。1876年，日本借口江华岛事件，强迫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自此，其侵略势力开始渗透到朝鲜的政治、经济等方面。面对这种局面，清政府被迫采取了应对措施，力保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壬午事变和甲申事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

　　1882年9月，朝鲜统治集团中的大院君派为和闵妃集团争夺政治权力，发动了壬午事变。大院君派素来主张“攘夷排日”，所以在事变的过程中发生了杀害日本人、攻击日本使馆的行为，日本大使花房义质被迫出走仁川济物浦，乘英舰回国，日本即以此为借口决定派兵到朝鲜问罪，借机扩大侵略。为阻止日本人“借事居功问罪，得肆要挟之谋”，清政府决定派丁汝昌、马建忠等人入朝相机处理，同时调派吴长庆率庆军六营前往弹压。在马建忠等人的策划下，吴长庆带领当时任庆军营务处会办的袁世凯等人用计拘禁了大院君，并送往国内软禁，从而消除了日本人借机干涉的口实。

　　在这次行动中，袁世凯因为严于治军、表现勇敢，得到了吴长庆等人的赏识。吴长庆向清政府保举袁世凯，说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袁也因此被擢升为同知，并赏戴花翎。随后被聘请编练朝鲜新军，其主要目的就是防范日本，形成了中日两国在朝鲜军事改革中的竞争与对立。在吴长庆被调回国后，袁世凯实际上掌握了驻朝清军的领导权，他大力扶植朝鲜统治阶层内部较为亲中的事大党，压制相对亲~日并得到日本人支持的开化党。

　　不过，初次和日本人交手，袁世凯对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的发展状况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在他看来，日本不过是个岛国，根本无法和华夏抗衡，所以言谈之间也经常显示出对其实力的不以为然。他曾说:“日人之兵正弱于陆战，我今日所部各军，可尽日人所来知多少尽杀之，特有所未必耳，各洋可畏者惟俄，他不足虑也。贵邦陆通中邦，只守一面水陆，易事耳。”同时，他还与国内张謇、张佩纶等人所主张的“东征论”相互应和，不赞同李鸿章等人的对日让步政策，认为蕞尔三岛决不是华夏的对手，主张示之以兵威，甚至讨伐日本。很明显，这些言论虽然表现了一种积极的对日态度，却并不是建立在对日本正确认识上的判断，基本上还停留在传统的“天朝上国”的意识中。

　　1884年12月，以金玉均、朴永孝为首的开化党在日本势力的支持下，捕杀事大党的主要人物，劫持国王并排斥华夏势力，即为甲申事变。早在事变发生之前，袁世凯对之相当警惕，并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他向实际主持对朝政策的北洋大臣李鸿章报告说:“朝鲜君臣为日人所播弄，执迷不悟，每浸润于王，王亦深被其惑，欲离华夏，更思他图。”在他看来，“朝鲜屏藩华夏，实为门户关键，他族逼处，殊堪隐忧”，“近闻福州、台湾同时告警，东洋讹传最多，韩人不久必有新闻，鬼蜮之谋，益难设想”。这篇报告可以说是分析透彻、切中时要，引起了李鸿章的高度重视，并制定了应对措施。

　　事变发生后，袁世凯联合其他驻朝将领在来不及请示的情况下采取果断行动，挫败了开化党和日本势力的政变图谋。在围攻王宫解救国王的过程中，中朝军队直接和日本军队兵戎相见，日军势力不支被迫撤退，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出走仁川。袁世凯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这一行动正体现了袁世凯一贯的对付日本人“以战止战”的主张，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示以必战，则和局可成；示以必和，则战争必开。”袁世凯因此受到李鸿章等人的器重与重用，日本人对他也恨之入骨，“撼之刺骨，百计排陷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