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37年16日清晨率领西北野战军淞沪前进指挥部赶到了南京，这是一个精干的指挥部，我亲自担任总指挥，这是抗日第一战，而且是空炮步坦联合作战，并且涉及到与第九集团军、第十八军等黄埔系中央军的配合问题，我没法儿放手给别人指挥，更重要的是，第三战区名义上的总司令这时候是冯玉祥，但是常凯申才是实际指挥人，这位老兄一向爱越级指挥，我怕换个别人就被他瞎使唤了，历史上老常在淞沪会战中填进去几十个师，有的师几个小时就全部伤亡掉了，淞沪会战空前惨烈，冯玉祥后来回忆说：“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3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援5个小时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我的兵一个萝卜一个坑，老常的败家习惯我可受不了。
另外，我还得跟他算账呢，这战争打的就是钱，比如此次淞沪会战，西野东进纵队由一个步兵师（加强到2个山炮营）、三个*炮团、一个工兵团、两个坦克连、还有一个汽车运输大队。光150毫米*炮弹一项，就准备了21600发，折合市场价格216万美元（罗斯福新政后的美元），山炮弹准备了28800发，折合市场价格864000美元，而最便宜不起眼儿的步机枪子弹，准备了200万发，这也价值5万美元。至于陆军航空兵的战费更是天价了，不说西北鹰战机一架购买价格四万五千美元，如果发生战损损失奇重，就说航空汽油、飞机零配件、弹药等的费用，也是天价。
西北野战军目前的作战区域都是在西北境外作战，所有费用中央义不容辞地要负担，这个战前常凯申、何应钦、孔祥熙等都是同意的，具体的由西北军政长官署有关部门与军政部、财政部等协商。为了这个，从八月初就有来自西北的一个工作组在南京跟各部扯皮，这就牵扯很多细节，比如西野不能要求特殊待遇，这意味着伙食、服装上面的标准和各地部队是平齐的，众所周知，西野是吃得好穿得好的，那么比标准多余出来的花费，就得西北军政长官署自己想办法了，得做出预算，交给西北国民参政会审批。
这是很操蛋的一件事儿，因为按照常凯申的军政部那套，根本无法培养合格的部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个二旅六团制的乙种师一个月经费规定23万6000大洋。这里面主要是薪饷和服装，另外含有办公、擦洗、马蹄铁、医药、柴炭等。九一八以后，所有人发国难薪，这点儿费用被克扣到20万大洋。如果你是杂牌师，对不起，你得实行包干制，也就是一个月十万大洋。为什么说这笔钱根本无法培养可战之兵呢？别的不赘述了，就说说训练费用吧。一个步兵最基本的训练是射击，西野一个步兵师配备步枪4657支，日军《步兵操典》规定：新兵入伍以后每月用于实弹射击训练的子弹，步枪不得低于150发，机枪不得低于300发，每年用于训练的步兵子弹则为1800发。西野也一样，这样仅仅是步枪手每年就要打掉约840万发子弹进行训练，仅此一项就是21800现大洋！至于机枪手、*手的实弹射击训练费用，就不一一计算了。最恐怖的是炮兵，一发150毫米*炮弹如果是德国进口货，要70美元，酒泉产的也不会低于50美元。
因此，常凯申军政部那点儿经费根本只能给部队吃饭穿衣发薪水，根本不可能作严格的军事训练。更何况，他的部队里吃空额是公开的秘密，三流部队60%都是空额，即使是中央军嫡系，也有二成的水分。这样的师，由于装备人员不齐、训练极差，在抗战中无法对抗日军一个大队。
西野的步兵师从来都是全训的，对堑壕坑道战、山地作战、城市攻坚战、野战攻坚、村落攻坚还有专门的训练场地和安排，这次淞沪会战拉动136师的一个原因，就是该师在1937年度的城市攻坚训练中成绩突出，它刚在六月份去武威的模拟城市作战场地完成了这个科目，而这个模拟作战场地就是用上海虹口为模拟对象的。西野的兵一个个真是用金子堆起来的，好在西北建立了大工业基础，通过石油石化、采矿等拳头产业，取得了大量收益，否则真无法支撑这样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
与中央的战费谈判，在淞沪炮火的催化下，终于有了进展，基本是：每个步兵师13万法币的经费由中央负担，西野如果有超过的需要，自行向西北军政长官署寻求补贴，武器弹药的补充由西野每月上报，中央照价支付。等因奉此。
我的前进指挥部有一个精干的班子，参谋长是李兴中中将，副参谋长是屈经文少将，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他已经重新穿起军装，作战参谋就是西北野战军司令部的一处处长阎尚奎上校（1904出生，陕西佳县人，黄埔一期）。这三位参谋人员都精通俄语。我有两个优秀的顾问：巴格拉米扬和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戈沃罗夫。(1897-1955)，这位大仙在真实历史上是1944年元帅，具有出类拔萃的最强的组织能力，是公认的运用炮兵的大师，成功的组织了坚守列宁格勒及打破德军对该城的包围和封锁，擅长从对方最强点寻找破绽，他的能力在2002年俄罗斯军事学院的评定中在20个战略性领导人，位居野战三驾马车朱可夫、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和华西列夫斯基、马利诺夫斯基之后排第6，而高于其他人。战后出任防空军司令直至逝世。
列亚戈沃罗夫元帅、胜利勋章获得者。1897年2月10日生于布特尔基村。1916年在彼得格勒工业学院学习时应征入伍。1917年毕业于康斯坦丁炮兵学校，后到托木斯克炮兵部队服役。1918年退役，同年被征入高尔察克军队。1919年率部分士兵起义。1920年参加苏俄红军。国内战争结束后，1933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历任炮兵营营长、团长。
这货绝对是个用炮的高手。他小时候的理想是成为一个造船工程师，因此1916年入彼得格勒工业学院学习，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兵员不足，连在校的学生都征兵，他于1916年12月应征入伍，入康斯坦丁炮兵学校学习，在6个月中他就成为一个火炮构造的强烈爱好者。1917年毕业后，在托木斯克服役，任独立臼炮连的初级军官。1918年3月从旧军队复员后，在叶拉布加市(今属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一个合作社工作。1918年10月白卫军占领该城时，被征参加高尔察克军队。1919年10月他带领所属炮兵连的部分士兵到托木斯克，加入工人战斗队，参加反对白匪的起义。1920年1月苏军进入托木斯克，戈沃罗夫自愿参军。曾在东线和南线作战，他指挥的炮兵营在卡霍夫卡登陆场与弗兰格尔匪帮的英国坦克作战时，巧妙的布置障碍和使用炮兵抵进射击，摧毁了坦克。这次战斗初步显示了他的组织天才。因此获得一枚红旗勋章。国内战争结束后，在彼列科普第51师任职10年，他重建了被战火毁掉的营房，努力督促部下训练。先后任炮兵营长、团长。以后历任筑垒地域炮兵主任、步兵第14和第15军炮兵主任。毕业于炮兵进修班(1926)、高级速成班(1930)、伏龙芝军事学院(1933)，还自学了德语，翻译外军文章。他把工作同学习结合起来，工作能力和进取心都很强。我这次把他带到淞沪来，就是打算让这位炮兵和突破筑垒地域的专家来对付据城而守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南风行动的炮兵部分，就是他和李兴中共同劳动的结晶。
16日上午，前指和136师师部的列车到达南京下关火车站，我与屈经文带着警卫人员下车去与常凯申开会，让李兴中带队军列继续前进。曾经在西北长期工作的尼古拉来到下关车站接了我们，又见到他的结拜大哥屈经文，他显得特别兴奋。一上车就开始叨叨八一三开战以来西北陆航的英勇战绩。原来昨天是日本海军航空兵第一次轰炸南京，尼古拉不知道军事情报，但是我知道日本人动用了木更津航空队的20架九六陆攻从大村基地9:20分起飞，于下午2:30轰炸了南京的大校场机场和明故宫机场。尼古拉和南京市民们第一次经历了日机的轰炸，南京的空防是由中央空军负责的，日机机械地遵守杜黑的理论，没有派战斗机为木更津航空队护航，结果被击落四架，还有六架重伤。
尼古拉对于西北陆航与中央空军联合作战的效果很高兴，他说他父亲也很满意。在尼古拉和屈经文一唱一和的欢笑声中，我们到达了会议地点：主席小红山官邸，后代称为美龄宫。
1927年，蒋介石、宋美龄结婚后，住在南京的中央军校校长公馆。1931年，宋美龄看上中山门外小红山的风景，计划在这里“盖一所房顶是俄国宫殿式的西式楼房，有地下室，有平台，作为长久居住的地方”。随后，常凯申妇唱夫随，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提出：“拟在陵园小红山建筑别墅”，获得同意。常凯申时任国民政府主席，该别墅也就被称为“主席小红山官邸”。
别墅的具体建造，由南京市工务局负责。1931年3月，工务局局长赵志游致信总理陵园管理会，告知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需要陵管会让将住在当地的警卫人员迁走，以便破土动工。陵管会委员孙科、林森等批复同意，工务局遂和建筑商“新金记康号”签订承包合同，正式开始建造。②1931年底，蒋介石被迫辞去国民政府主席一职，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小红山官邸的建造并未受到影响，往来公文中仍多称之为“主席官邸”。事实上，新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以紫金山南麓的“桂林石屋”为官邸，从未介入该别墅的具体建造。
后来老常在1933年1月又致信石瑛，指示先把到官邸的马路修好，以方便尽早种树。时任总理陵园主任技师、园林组长的傅焕光也致信石瑛，说官邸种树筑路之事，“常委员长一再面催”，“惟种树开工，须俟贵工务局将路基做成，并将官邸四周土地填平，方可着手”，催促市政府加紧修路。傅焕光还提到，“常委员长交下军需署一万元领条，作修建小红山马路之用”。这是常凯申鉴于预算不足，从军需署拨付了1万元，作为修路费用。石瑛给傅焕光回信称：委员长的“一万元领条”收到，但修小红山公路的预算“需洋二万六千五百元”。至于道路工程，按照原计划，车辆要经过官邸南部，但宋美龄“颇嫌喧扰”，只好“另行测量计划”，再“呈常夫人核定”。需要变更道路的问题，当时也呈报给了常凯申。
虽然不知当日宋美龄对道路问题的具体指示是什么，但从这*程图中，可以看到，公路确实没有走中央直线抵达别墅南部，而是以椭圆形向两侧伸展，尽可能与别墅拉开距离，其终点也在别墅北面（停车场被设计在北面），确实解决了宋美龄所谓的车辆经过官邸南部“颇嫌喧扰”的问题。换句话说，别墅这种酷似“项链”的道路、树木布局，很可能正是遵照宋美龄的要求，进行公路改线的结果。
建造过程中，宋美龄还对装潢等问题，提出了很多意见。常凯申的侍从秘书汪日章回忆，对于小红山官邸，“作为房子主妇的宋美龄出主意、作指点，一再提修改意见，单就室内装饰、浴室颜色就进行了多次变换拆建，阳台也休整好几次……屋内的几间卧室、大小餐厅、两间办公室以及其他众多的大小房间的设计布置方案，无一不是由宋美龄逐个审查鉴定。有些已经决定实施，又常加以改变，如浴室瓷砖，先是改成绿、黄间色，后又改为一律浅蓝色，复将花样装饰一概废去，改成单色平面。”
常凯申的侍从副官居亦侨有类似回忆，小红山官邸在建过程中，“曾经一度变更设计图样，内部装饰也一再改变。大体建成后，宋美龄认为不合适，又改变色彩。”超支经费中，包括卫生暖气费6.3万多元，彩画1.2万多元，电灯、电铃费0.48万多元，杂项费用4.5万多元，大约同宋美龄对装潢设计的挑剔有很大关系。
因为经费超支，官邸即将竣工时，监察院介入其中。1933年，监察院下属审计部的第82次审计会议上，对“南京市政府领付小红山主席官邸建筑费与原案列文数目，实已超越，如何办理请核示案”，决议为“函询财部”。不久，又决议“函财政部办理追加手续，支令退还”。也就是要求财政部向南京市工务局追索缴回预算以外的支出。
面对监察院的审计，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选择将经费超支的责任，推诿给南京市工务局，指责该局在编“概算”时玩忽职守。中政会的决议认为：“该项建筑事先非无计划，该承办机关京市工务局竟不予动工以前，编具概算照章送核，殊属不合。为顾全事实，拟姑照主记处所拟数目，通融核准”。这意味着，中政会承认既定事实，同意报销超支部分。中政会既有决议，监察院也只好放行，表示“自应照办”。⑦
不过，中政会决议中，准予报销的总额是31.65万元，还剩下4万多元支出没有着落。“新金记康号”等承包商几次给常凯申写信，希望能尽快拨付工款。几经波折，直到1936年2月，蒋介石从参谋部拨款3万元给南京市工务局；1937年春，南京市财政局又清付了剩余尾款，小红山官邸建造工程才彻底宣告结束。
因为各种拖延，1932年已基本完工的小红山官邸，直到1936年六七月才验收。宋美龄看过后，还曾要求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给予加固。这样一来，至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常凯申、宋美龄住在这里的时间其实很短，如侍卫居亦侨所说，他们“难得在此起居，只是有时在此接待宾客，举办宴会或舞会。”
空中俯视，依山势而修造的建筑整体设计犹如一串镶有绿宝石挂坠的珍珠项链，两边通往主楼的环形路是“项链”，大门口是“项链”的连接处，汽车可沿“项链路”环上环下，绿色琉璃瓦屋顶的美龄宫就是这颗“绿宝石挂坠”。美龄宫主体是一座中西合璧、三层重檐山中国宫殿式建筑，顶覆绿色琉璃瓦。整座建筑富丽堂皇，极富中国古典韵味，我们的汽车直抵宫门。尼古拉带领我们走进了这座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