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一战风波第二二四章国家政治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七日，经过两个多月的谈判磋商，北京政府派出的人员和外蒙古活佛派出的代表，就外蒙重新回归中国，取消独立，取消帝号及“共戴”年号一事达成协议，并签订了。美中不足的是最后阶段俄国人知道了消息，横插了一竿子，让最后的签约方多了一位；但这丝毫不影响外蒙古回到中华大家庭的趋势，反倒让国际社会对回归多了一个见证国。
中华民国大总统特派都统衔宋小濂、少卿衔上大夫驻墨西哥特命全权公使陈篆；俄罗斯帝国大皇帝特派驻中国公使库朋斯齐、驻蒙古外交官兼总领事国务正参议官亚力山大·密勒尔；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特派司法副长额尔德尼卓囊贝子希尔甯达木定、财务长土谢图亲王察克都尔札布为各自的全权专使和代表，参加了最后的签字仪式。
主要内容为：蒙古声明并无独立事情、取消帝号及“共戴”年号，成为中华民国的一个省；一切权利由北京政府总统府予以授予，外蒙古之一切皆效仿内地各省。政府有在外蒙各地驻军及税收等权利，地方官员之任免由博克多哲布尊丹和总统共同商议决定，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乌兰固木、乌列盖、库木古尔、达尔罕这些地方的官员必须由北京政府任免。此前由外蒙政府与各外国订立政治及土地关系之所有条约全部作废，不予承认；各国在外蒙之一切事务需重新与北京政府商定。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名号受大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外蒙古公事文件上用民国年历并可兼用蒙古干支纪年；同时限制蒙古王国大臣低下奴隶和土地的数量，以保证。
条约同时规定：俄国承认外蒙为中国的一部分，不再对外蒙事务进行插手干涉；俄国政府遣派在库伦代表之领事卫队不过一百名，其在外蒙古他处已设或将来与中国政府同意添设俄国领事署或副领事署时，每处卫队不得过三十名。取消俄国在外蒙铁路、邮电、税则等方面的所有优惠待遇，同其它国家一样。凡遇有典礼及正式聚会，中国驻库伦大员应列最高地位。如遇必要时，该大员有独见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之权。
历史上的一九一五年外蒙古与中国政府的恰克图协约，因为俄国人的参与和幕后操纵，完全是有利于俄国的一个谈判和条约。外蒙古虽然宣布取消了独立，但却成功的实行了自治，为以后的分裂和苏联人的干涉埋下了伏笔；正值小日本在威逼中国政府签订，俄国人趁火打劫之下袁世凯政府不得不签订了标志着外蒙古地区沦为沙皇俄国的势力范围的，默认了沙俄对外蒙古的控制权。
但现在不一样了，首先是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主动找上门来要求回归,其次是他要求的外蒙古自治被北京政府拒绝，只能接受归于政府管辖这一结果。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沙俄在欧洲战场的接连失利，俄国政府在一些兵员雇佣抽调和各种战争补给方面，给了外蒙政府很大的压力。不但组建不久的一个骑兵旅被抽调去了俄国参与对土耳其骑兵的作战，在后勤兵员的补充方面，也是要求外蒙各部落提供大量人员，甚至各部落生产的粮食、牛羊肉也必须先上缴满足俄国战争的需要。这不但让外蒙古底层农牧民不堪忍受，就是上层的蒙古王公大臣们，也不甘自己的奴隶生产出的本来供自己享用的一切被俄国人拿走。
于是，王公大臣和俄国人之间的矛盾就出现了，并且俞来俞激烈，这个时候他们就想到了北京政府对他们的好，那个时候他们什么也不用上缴，反而可以每年从汉人那里获得很多的金银财宝，日子很是舒坦，这些人开始怀念往日高高在上的生活，不想再在俄国人的阴影下搞什么独立了。加上内地这几年做的一些事情，也让蒙古高层感到了压力；几次大胜日本，外蒙和内蒙交界处军队压境，让外蒙高层感受到中国现在的不一样。
另外，在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派人联系同样宣读独立的西藏地方政府时，获悉了一个天大的秘密，那就是西藏政权并不是真心的想独立，也没有外界宣传的那样同北京完全绝交、彻底不相往来。西藏宗教界第十三世*喇嘛土登嘉措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尼玛两人都向博克多哲布尊丹写信说明他们实际的情况，英国人的势力在西藏已经远不如从前，虽然表面上西藏政府和英国政府关系很好。这个结果让外蒙宗教喇嘛很是害怕，联想到自己之前的投靠对象俄国现在的样子，主动回归中国，也许才是正确选择，这才有了活佛派人主动联系北京政府要求回归一事。
一出，自然是满世界皆知，中国人民自然满心欢喜群情鼓舞，外蒙古终究还是回到了自己的怀抱。但日本、俄国等就很不是滋味，特别是沙皇俄国。对失去这么一个远东可能的殖民地非常痛心；据说已经离开圣彼得堡，亲自前往西线战场，督促和领导俄军同德军作战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在看到报纸的报道后，对自己皇后的所作所为很是发了一番脾气，连带宠臣拉斯普廷也被在电报里面责骂了一顿，但这已经于事无补。
和自己的祖先一样，尼古拉二世对于土地的渴求是永无止境的，他继续了祖先野蛮、贪婪、侵略的本性，对于其它国家的领土永远都有着强烈的占有欲。自沙皇出现到彼得大帝将其升格为皇帝，俄罗斯的沙皇头衔前后发生了许多变化，当然是侵占他国领土获得的，其全称如下如下：
蒙上帝恩典，俄罗斯、莫斯科、基辅、弗拉基米尔和诺夫哥罗德的皇帝及独裁者；喀山、阿斯特拉罕、波兰、西伯利亚、陶立克克森尼索和格鲁吉亚沙皇；斯摩棱斯克、立陶宛、沃里尼亚、波多利亚和芬兰大公、爱沙尼亚、利沃尼亚、库尔兰、瑟米加利亚、萨莫吉希亚、别洛斯托克、卡累利阿、特维尔、尤戈尔斯克、尤格拉、维亚特卡、保加尔和其他地区的王公；切尔尼戈夫、梁赞、波洛茨克、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尔、别洛焦尔、乌多利亚、奥勃多利亚、孔迪亚、维捷布斯克、姆斯齐斯拉夫和全北域的君主；普斯科夫、下诺夫哥罗德、切尔卡斯亚、突厥斯坦、伊弗里亚、卡塔林尼亚和卡巴尔德尼亚地域及亚美尼亚地区的领主；挪威王位继承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施托尔曼、迪特马尔申和奥尔登堡公爵。
尼古拉二世当上了沙皇，自然也拥有上面一长串的头衔，以及其下的土地。他还梦想有生之年给自己再加上“中国皇帝”、“日本天皇”等等称号。远东地区的中国、外蒙古、朝鲜、日本的领土与财富已为他所垂涎，日俄战争就是他想进入远东的第一步，可惜以失败告终。现在皇后和神父又将外蒙古白白地交还给了中国，让他感觉自己的力气已经白费，很是生气；不过在前线的尼古拉二世在爱他的皇后几份电报以后，不得不沉默接受。乔治五世领导下的英国政府，好像对中国人的做法表示了默认，战场上正需要中国远征军帮忙的俄国，似乎也不能太过于强硬。就这样，正式生效，外蒙古回归中国，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地区，李安自治政府都算不上；北京政府和外蒙古的谈判圆满的结束。
和外蒙之间的谈判，虽然进行了两个多月，但毕竟结束了；和北京与日本政府的谈判相比，那就快了很多。现在日本的谈判人员，在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时，完全采用了之前中国政府代表在和他们进行时采用的手段，那就是拖、延、搅、赖。中国代表要求与日的谈判要天天谈、全天谈，以尽快结束；但日本方面的代表日置益则以事务繁忙、身体不好为由，坚持把中国的天天谈变为每周会议三次，每次下午二时至五时。并在每次会议的开场白后，让漂亮的日本艺妓上茶献烟，侍从们稳步慢走，又是点烟又是鞠躬，等到一一敬献完毕，三个小时的谈判时间已变成了二小时了。
当谈判正式开始后，在谈判过程中，日本代表一直容颜和气，且时常发些模棱两可的意见对某些条款作出妥协，但在某些方面，仍态度坚决，不肯让步。再经过中方多次严正交涉以后，他们似乎又有些松动，谈判又重新开始；如此反复，整个谈判过程自然快不了。不过日本人不急，中国的代表们更不急，反正现在的形势有利于中国，将来的形势还是有利于中国；可惜这一点日本人没有穿越者，自然看不透。于是双方代表们谈判的时候面红耳赤的争一会儿，又心平气和地坐下了喝几杯茶，慢慢熬时间。
虽然在熬时间，但日本方面还是在中国代表的压制下，同意了一些条款。比如从中国各地撤军，暂缓对日本的赔款等等；后一条日本人不同意不行，海关大权控制赵英国人手里，中国政府自己的税收说不给就不给，他们是一点控制权都没有。还有一点，谈判期间，中**队的小动作可没有停止过。在东北，在中朝边境地区，中国陆军调动频繁；不时还搞一些小规模演习，让对面朝鲜境内的日本驻屯军很是紧张。朝鲜驻屯军司令官井口省吾中将已经向国内发送了多次电报，要求增加驻屯军力量；以目前不满编的两个师团，加上几个地方混成旅团的兵力。如果中国人发动进攻，他可不保证自己能够守得住朝鲜半岛。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日之间的谈判在艰难地进行着，不管怎么样，谈判的主动权在我们手里，日本人只能被动地应对。随着中国远征军在波斯湾地区的胜利传来，随着西方各国对中国远征军由无视变成重视再到希冀，谈判对日本人越来越不利。而等到坦克翻越高加索山脉出现在真正的俄罗斯南部，轮式战车横穿整个土耳其，威逼土耳其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城下的时候，西方各国已经开始要顺着中国人的眼色行事了。为了获得对土耳其的控制权，协约国内的英国和俄国都对中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甚至不惜相互倾轧相互出卖。这个时候日本人更没有机会了，他们一改之前的松懈，主动要求加快谈判节奏；因为越到后面，谁也不知道还会出现什么不利于日本的事情。这个我们后面慢慢交代。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八日，在上海的宋庆龄突然宣布退出国民党，重新组建以前同盟会为基础的新国民党，新国民党规定不再反对袁世凯政府，也不在全国搞暗杀破坏活动，一切手段以和平、民主的方式进行。在首批公布的新国民党人员名单中，人民霍然发现国民党和同盟会的许多元老位列其中，黄兴、于右任、石陶钧、谭延闿、张孝准、李烈钧、柏文蔚、岑春煊等都成为了新国民党的成员，孙大炮之流并未在其中。
消息传出，革命党内部众人哗然，底层的革命党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感觉自己党的前途迷茫。有一种群龙无首的错觉。孙大炮在知道这一消息后，马上公开通电宋庆龄是革命的敌人，是叛徒；但私下里却发了很多份电报，向宋庆龄表示自己的歉意，请求她原谅。一时间革命党内部分裂的事情闹的风风雨雨，极为荒诞，让国人看笑话；于此同时，北京政府也发出了一份重要声明。
十二月十二日，原本是袁世凯宣布称帝的日子。这一天，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在北京宣布，与明年三月一日在京举行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就有关国家的政策以及国计民生的发展进行讨论，并欢迎各大党派、包括刚成立的新国民党一起派代表参加。这个公告，如平静的湖面扔下一颗石子，立即激起了阵阵波纹，在中国、乃至世界是都引起了巨大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