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一战风波第二七三章善变的广州
民国初期，中国国内说起哪一个省对“革命”的热情最高，莫过于广东一地；那个时候，没有一个省的人敢跟广东比“开放和创新”。云南、湖南、四川、浙江等地虽然也是造反的主要地，但和广东比起来，就差了不是一大截。从清末开始，正是源自广东的先进思想、变革和革命，辐射全国，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民风影响，广东人在对事物的认识上，思想远比内地开放；这并不是后世改革开放时期的那种“开放”，而是从封建帝王顺民思想向谋求更好的生存空间和生活条件自然过渡的一个产物。得风气之先，进而开风气之先；这种思想或者心态往好了说就是“革命”，往不好的地方说就是喜欢热闹、喜欢搞事、喜欢出人头地、喜欢把一切现状都打破、喜欢把自己上面的人打落下来。当然，更喜欢通过这种“革命”行动一夜成名改变身份，成为万众瞩目的人。
这一时期赵天一的横空出世，虽然极大地干扰了这种作用，但仍然未来全部消除，广东仍然是孙大炮之流传播思想和进行暴动的热土；而临近广州的香港，因为其特殊的地位，也俨然变成了孙大炮革命党的大本营和指挥部。广东靠近香港的地区基本上都属于革命党人的天下，而广州城里面的商人社团组织，也大多为革命党人所渗透和影响，比较挺向于孙大炮之流。中国民间老百姓，对于数千年的帝王统治，虽然在民初被推翻；但是对于政权的更迭建立，南方和北方还是有不同的理念和认识的。我们祖先的朝代，历数唐宋元明清，战乱之后的国家统一政权的组建，基本上都是由北而南完成的，没有一个朝代是自南而北形成的。这就让出身南方的一些文人先贤觉得是一个遗憾，这种遗憾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慢慢渗透到了民间，南方人也希望能有一次从南而北的征服，统一国家。而腐朽的满清让他们看到了这种机会，孙大炮及其产生的思想应运而生并得到认可；已经富裕起来的广东商人们，就是代表。
广东是华侨最多的省份，香港、澳门又均在广东境内。不少广东内地的商号在港澳或南洋设有分店，众多侨商或港澳的华商回广东内地经营工商业；商人的活动，不仅改变了广东，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自己。在广东，商人渐有“居四民之首”的趋势；原来的行会性的商人团体与新建立的商人团体，都成为商人维护自己经济、政治利益的组织。以广州为例，从一九〇六年山西工业发展开始，大批广东商人放弃从国外进货，改为价格和质量都优于外国产品的山西制造产品，巨大的利润让他们有了行事的支撑，广州商人以七十二行为基础，建立了一个政治性的组织----粤商自治会。此后，广州商人又创立了粤商维持公安会、粤省商团等政治、军事组织。到一九一四年，广东有广州、汕头两个总商会，各地还有六十余个商会，显示了广东商人加强组织力量的热情和实力。
有了钱有了实力有了武装的广州商人，自然不甘让自己的实力不被世人所陌生，搭上孙大炮革命党就成为了必然之结果。尽管国家的形势已经和之前大不一样，但商团中间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和孙大炮合作，广州商团副团长陈廉伯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陈廉伯祖籍广东省南海县西樵简村，英国籍中国商人；和其它广东商人不同，他发财不是凭借从山西就近贩运山西货，而是利用自己英国公民的身份，在港穗两地之间倒卖军火，并且利用其汇丰银行买办的便利，进行金融投机。当然，他也和英国商人一起，把英国的便宜货运到中国，再高价出售给中国商人。
对于突然冒出来的山西货抢了他的生意，陈自然是非常地不满；当他知道这些物美价廉的货物全部是中国内地一个省制造出来的之后，开始是不相信，最后就是说坏话。当这些都不灵，商人们还是离开他去山西进货之后，陈廉伯就开始由不满变成了怀恨；怀恨山西省的工厂，进而怀恨政府。商团能够同改组后的孙大炮革命党合作，也是他力主的结果；对于英国人陈廉伯来说，推翻现政府，摧毁山西的工业工厂，让自己从英国、印度等地运回来的货物大买，才是最主要的。到一九一六年，广州商团已经发展到了六个团，六千余人的规模，数量和据守在广州市区附近的龙济光粤军部队相差无几，在市区部分地方比如西关、太平南路等还占有一定优势。
广西陆荣廷独立事件爆发以后，影响最大的自然是临近的广东省；除了位置近，容易传播效果大之外，广东本地人好动和喜热闹的性格也让他们跃跃欲试。于是朱执信发动了、陈炯明发动了、徐勤发动了、魏邦平发动了、邓铿发动了、叶夏声发动了，短短的两天时间，广东境内就有九个地方十余支人马被拉了起来，进行暴动；惠州、佛山、香山、江门等地都出现了响应广西的地方民团、警察等队伍，唯独省会广州比较平静，没有什么不安的现象出现，让龙济光等人错误的认为广州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哪里知道整个广州已经是暗流涌动，民团组织已经在暗地里准备发动暴乱，配合革命党人将其占领，作为孙大炮响应广西事件的最大伏笔。孙大炮在肇庆和陆荣廷见面，召开组建两广联合政府的协商会议，吃了陆荣廷一个未告诉他的“檄文”亏之后，觉得陆有些看不起他，心里面就有些不平衡。在给朱执信等人的电报是“徐徐图之”，但给广州商会商团里面革命党人的信息却是“尽快夺占”；于是，广州商团被安排了任务。
在此之前的十余天，也就是元月十二日，广州商团副团长陈廉伯凭借自己做军火生意的便利，已经从香港秘密购进了大量军火装备，共计有枪械九千余杆，其中有机关枪四十挺，子弹三百余万发。这是陈为扩充商团队伍准备的军火，不想却成为了这次广州商团行动的资助。元月二十七日晚上九点，控制了商团指挥权力的陈廉伯，在另外也为副团长邓介石的同意和帮助之下，命令商团武装对广州城里的粤军据点和广东督军府发动了突然袭击。商团队伍分成几个队伍，广州广东督军署所在的观音山，广东都督龙济光所建的公寓粤秀楼所在地，广州市警察局，广州城粤军的几个军营，都是他们攻击和包围的对象。猝不及防的龙济光部队被商团武装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很多士兵被击毙或者俘虏，也有不少广州籍则调转枪口，加入了商团武装，一起攻打昔日的袍泽。广东督军署和几处军营很快被攻占，只有龙济光的公寓粤秀楼没有被商团武装占领。
粤秀楼是龙济光为自己所建的公寓，不但地势高，周围林木葱茏，鸟语花香，登楼远眺，珠江风物尽收眼底，是当时羊城八景之首；而且公寓周围还修建有炮楼作防御，驻有龙手下一个精锐的警卫营进行防守。该警卫营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是龙济光手下最为强悍的部队，士兵都是由龙的家乡子弟兵、彝族青年组成；并且对龙的忠诚度都很高，商团的队伍攻了几次都没有成功铩羽而归。缺少火炮的商团武装，在炮楼的打击之下，根本无法近前；因为担心珠江上面的民国海军炮舰攻击，商团武装只能从远离珠江边的北面进行攻击，南、西南、东南几个方向都不敢出兵，这就给了龙济光从容调兵遣将的机会。因为商团发动的时间是晚上，龙济光正好在家，就亲自指挥了对自己公寓的保卫战。仓促应战的龙济光，一方面向城外的部队发出求援的信号，一方面也向北京的袁世凯发去了被攻击的电报。尽管知道远水解不了近渴，但本能驱使下的他仍然向北京方面发去了希望得到帮助的电报；而意想不到的是这份电报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帮助了他，使他免收商团武装的全面进攻，保住了性命。
二十七日夜里九点多，正准备睡觉的袁世凯接到了龙济光的电报，大惊之下的他接下来就是大怒，以为龙济光在说谎，广州城里怎么可能会出现那么多的军队，而且还是反对政府的叛军。紧急找来几位幕僚进行分析后，梁士诒认为最有可能是广州的商团武装，而非军队；广东三水出身的梁士诒，自然知道广州商团武装的事情，所以很肯定地说出不是正规军队而是商团的可能性，解决了袁世凯的疑问。知道了缘由，袁世凯即为龙济光的失策和窝囊生气，又不得不想办法帮他解决这个难题；如果说广东丢失肇庆对政府的声誉是一个影响的话，那么丢失省会广州，就算得上是特大新闻特大影响了，对政府的声誉和民众的影响不是一般的小。所以，广州绝不容有失。考虑很久之后，袁世凯就想到了在穗的民国海军；病急乱投医的的袁世凯忘记了海军之中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避免介入个政治争斗。就这样，一份电报从北京紫禁城飞向广州，飞向广州海军。
民国海军这个时候在粤的军舰，有“海琛”号巡洋舰、“楚豫”号浅水炮舰、“永翔”号炮舰等，舰队指挥官为广东人徐振鹏(拱北北岭人，今珠海市香洲区北岭村）。在接到海军总长刘镇雄的电报之后，徐振鹏并没有命令军舰支援龙济光，而是率领舰队退到了珠江口，远离战场。和其它的海军将领一样，徐振鹏也不想参加任何的国内军队争斗，不过他确是在会见了广州商会副会长邓介石之后才决定将将领带走的。到达珠江口时，已经是二十八日凌晨，不过在珠江口，徐振鹏碰到了两艘模样非常怪异的军舰，悬挂法国海军旗帜，开向了广州方向。对于外国人的军舰，徐振鹏自然不敢拦，只是他奇怪怎么会有法国人的军舰到珠江口来；几个月前法国人的军舰都撤回欧洲去了，留在中国的，也只是一些很小的浅水炮舰，像这样大的军舰，已经没有了。
徐振鹏不知道的是，这两艘悬挂法国海军旗帜的军舰，其实是赵天一江南造船厂的军舰，他们是奉命从东山岛赶往广州进行救援的，两百余海里的距离，以东山号二十七节的速度，也就是十几个小时而已。徐振鹏更不知道，这两艘军舰的到来，才是解决农济光问题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