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不是斗越椒被一箭射死，这场政变还不知道鹿死谁手，为了防止大权旁落，令楚王室的军政权完全服务于王权，楚庄王决定在令尹一职上搞点小动作——架空令尹，找个自己能够控制的人。

　　楚庄王物色的这个人是他的兄弟，叫做沈尹子桱（jìng），这个人有个特点——听话、忠心，让他干什么二话不说撸起袖子就干，平时也很循规蹈矩，没有多少宏图大志，唯一的爱好就是胡侃闲聊。

　　和善于聊天的沈尹子桱在一起，楚庄王也不寂寞，经常整天整夜废寝忘食地听他瞎吹。王后樊姬见状也为其感到高兴，但时间久了也察觉异样，便问楚庄王沈尹子桱如何，楚庄王大喜道：“与贤者俱，不知饥倦也。”

　　樊姬听后故作镇静，然后忍不住掩口大笑，对楚庄王说道：“据我了解，沈尹子桱只能算是一个聪明人，但说到贤能，恐怕还算不上。”楚庄王听后十分疑惑，追问道：“为什么这样说？”

　　樊姬收起笑容，严肃的说道：“我听说虞丘子（沈尹子桱）担任令尹以来，没有经过一系列的考核，就推荐自己的子弟或同族来填补朝廷职位空缺，这样做是蒙蔽国君而堵塞贤人进身的路（‘是蔽君而塞贤路’）。知道贤人不推荐，这是不忠；不知道那些人是贤人，这是不智。所以我笑你认人不识。”

　　樊姬一番话说的楚庄王大为惊讶，仔细思量感觉确实如此。次日一早，楚庄王将心中疑惑告知沈尹子桱，沈尹子桱听完楚庄王的话，抓头挠腮，目赤脸红，显得十分难堪，对楚庄王表示自己干了几年，确实不是令尹的料，羞愧难当之下，向楚庄王推荐了一个人——蔿贾之子，蔿敖。

　　蔿敖（约公元前630年—公元前593年），芈姓，蔿氏，名敖，字孙叔，以字立氏，又称为孙叔敖（áo）。

　　虽然孙叔敖的父亲蔿贾在楚国先后做过工尹、司马这样的大官，但蔿贾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又在若敖氏的排挤下已然家道中落，又时刻面临生命危险，年幼的孙叔敖从小就跟着母亲在家乡期思县（今期思镇）生活。

　　在中学我们背过孟子所写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文章，文中载“舜发于畎亩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孙叔敖举于海”中的“海”这个字，中学老师教我们的是“（隐居于）海滨”的意思，楚史学家觉得“海”表达的是“荒晦绝远之地”之意，还有人认为“海”是“淮”的误写，但是我有不一样的理解。

　　结合孙叔敖的一生，我认为“海”指的是他的一种能力——治水，因为治水能力突出，被沈尹子桱牢牢的记住了这个人，从而向楚庄王推荐（“虞邱相进之于楚庄王”）。

　　期思县临近淮水之南，居于大别山北麓，属淮水上游一带，地势落差达到惊人的174米，一旦暴雨来袭，上游的洪水将如猛虎般迅速落冲中下游平原，并在平原之上四处溢漫，导致无数人无家可归，随之而来的更是易子而食、饿殍遍野，惨不忍睹的场景让孙叔敖从小就树立起治理淮水的志向。

　　长大后的孙叔敖在时任工尹的父亲的帮助下，召集人手，主持兴建了我国最早的大型引水灌溉工程——期思雩（yú）娄灌区（期思陂），在史河上游修建水陂塘，将大别山上来水通过水藤结瓜式的期思陂流入泉河，这项牛刀小试的利民工程不仅有效遏制了水患，还使得史河、泉河之间的土地灌溉有了保证，使的当地百姓安居乐业，后世又称期思雩（yú）娄灌区为“百里不求天灌区”。

　　楚庄王深知一国水利对于强国之利害，经沈尹子桱这么一介绍，觉得这小子不错啊，挺有能力的，于是拜孙叔敖为令尹，主楚国军政大权（“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淮南子·人间训》）。

　　当时楚国的国土虽大，但是大多处于山区丘陵地区，水系要么过于集中，要么干脆没有，适宜耕种的低洼土地少之又少，走马上任的孙叔敖似乎对军政大权没多大兴趣，立刻化身水利专家，“于楚之境内，下膏泽，兴水利”，投入到紧张繁忙的水利工程建设中去。

　　在“基建狂魔”的东奔西跑下，楚国先后治理了南部的沮水、漳水以及北部的汝水，修建了大大小小各种堤坝、水库，使得这些地区既防下游水涝，又供上游灌溉，造福了周围百姓。

　　然而孙叔敖是一个不满足现状的人，他同他爹蔿贾一样，是一个执著的人，他爹立志扳倒若敖氏，不惜性命也要还一个政治清明的楚国；孙叔敖也是一样，不过他的目标和与人斗的父亲不一样，他的目标更高远——治理（楚境）淮河。

　　五代时的伏滔在《正淮论》里这样评论过寿阳（今寿县）：“彼寿阳者，南引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龙泉之陂，良畴万顷……”寿县除了地理位置重要外，水利条件优越更让人刮目相看，其中的“龙泉之陂”，正是孙叔敖主持修建的我国最早的大型蓄水灌溉工程——芍陂（quèbēi），这是与都江堰、漳河渠、郑国渠并称为我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的大项目。

　　芍陂位于大别山的北麓余脉，其东、南、西三面地势较高，北面地势低洼，向淮河倾斜，地势落差达到16米，虽然没有上游落差大，但是此地雨季悠悠绵长，梅雨时节基本上能下完全年的雨，所以在芍陂没修建之前，每逢夏秋雨季，山洪暴发，形成涝灾；雨少时又常常出现旱灾，农业生产大受影响，经常性的颗粒无收，导致民不聊生，而当时这里是楚国的北疆的农业区，粮食生产的好坏，对楚国的边防安定、军粮供应关系极大。

　　孙叔敖根据当时的地形特点，巧妙地利用了当地东、南、西三面较高，北面低洼的地势状况，在淠河之东、瓦埠湖之西的长方形地带，组织百姓用土料、砂、砂砾、石料等材料，将众多的天然湖泊圈集成塘，并在四周筑堤成堰，引积石山、龙穴山、龙池山和淠河之水入陂，形成周长约二十五公里，面积约三十四平方公里，下控淠东平原，蓄水近七千万立方的长方形大型水库。

　　今人认为，芍陂工程选址科学，布局合理，治水理念和水平远超当下，使寿春一带农田达到“灌田万顷”的规模，成为了楚国最大的粮食出产地之一，为繁荣楚国经济和屯田积谷济军，起到了一定作用，到了战国时期楚国干脆把都城都迁到了寿春。

　　借淮河古道泄洪，筑陂塘灌溉农桑，造福淮河黎民，两千多年来，芍陂在灌溉、航运、屯田、济军等方面起过重大作用，赋予了当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浓厚的地域文化氛围，东晋时因灌区连年丰收，将其改名为“安丰塘”，意寓安庆丰收之美好。

　　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对安丰塘进行综合治理，先后进行裁弯取直、拓宽疏浚引水工程，加高培厚老堤，筑块石护坡，改建斗门，修筑灌溉排水工程，使蓄水量及灌溉面积都有了显著增加，直到现在都发挥着巨大的经济效益，成功入选2015年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单。

　　孙叔敖不但兴修了大量的堤坝和灌区，还开凿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人工运河——云梦通渠，又称荆汉运河，这条运河不仅沟通江汉之间航运，且可灌溉两岸农田，对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农业水利灌溉带来极大方便。

　　“宣导川谷，陂障源泉，灌溉沃泽，堤防湖浦以为池沼，钟天地之爱，收九泽之利，以殷润国家，家富人喜”，楚国南至江水流域，北至淮水流域，在孙叔敖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的方针与实践下，形成了南、北灌溉网络，不仅为楚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也为我国水利建设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有着深远的影响。

　　如果你认为孙叔敖只是一个“功同大禹”的水利专家，那就太对不起东汉邯郸淳对他“大贤次圣之质”的评价了，孙叔敖不仅会治水，还会治国。

　　在治国方面，除了发展农桑水利之外，孙叔敖还极为重视民生经济，把商业看做是和农业同等重要的行业，制定、实施有关政策法令都是“农商并重”，尽力使农、工、商各得其便，秋冬两季动员百姓进山采伐林木，春夏两季借助河流涨水运往外地，从而创造经济价值。这种因势利导的经济观点比管仲的以商治国的理论更切合楚国实际，在他的治理下，楚国的农、工、商各行各业都获得了非常快速的发展，国力得以迅速提升。

　　为端肃社会风气，孙叔敖还编修楚国刑法《仆区》，使得楚国“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一片和谐安宁的文明之风跃然眼前。

　　除了这些传统的治国之术以外，孙叔敖还懂得金融，当时的楚国通行贝壳形状的铜币，叫做“蚁鼻钱”，楚庄王却嫌它面值太小，然后强制推广一种币值很大的钱币，老百姓觉得支付非常不方便，商家也是蒙受巨大损失，纷纷放弃商业经营，使得市场非常萧条。

　　孙叔敖知道后，觉得这将会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就去见楚庄王，请求他恢复原来的币制。楚庄王答应了，三天后市场又恢复到原来繁荣的局面。

　　除此之外，孙叔敖还善于迂回变通，当时楚人都喜欢乘坐低矮的马车，楚庄王认为矮车日常不便于行马，战时不利于运送军用物质，想下命令把车子底盘改高。

　　但此政令遭到孙叔敖的劝阻，他认为此政令的下达，会让百姓无所适从，不知道车子要加多高为适，从另一层面上讲，如果国家强制百姓改造马车，而没有补助，必定会遭到强烈抵制，于是向楚庄王建议统一加高大门的门槛，因为乘车的人不能由于过高门槛而频繁下车，自然而然的就会将车子底盘加高到了门槛高度。果然半年不到，百姓感觉门槛儿高了，马车行驶很不方便，纷纷把马车改高了。

　　在治水、治国之余，孙叔敖还抽出了点时间把军事也改革了下，他治军的方法也很先进，将军队分为五个部分，各司其责，同时规定各级军官建立不同的旗号，并按旗号指挥行动，从而起到“不戒而备”的作用。

　　同时制定各种军事条例（“择楚国之令典”），严明平时如何训练、行军时如何调度、有任务时该怎么处理，经过他的治理，楚军的战斗素质和纪律性大大提高，这给后来的邲之战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孙叔敖在当令尹期间，为楚国的发展呕心沥血，深得楚庄王的信任和朝野的尊重，但他对自己要求却非常严格，吃的是粗饭、菜羹和干鱼，冬天穿羊皮衣，夏天穿葛布衣，面带饥色，不仅自己车乘吃穿简朴，家人也“不衣帛”，连家畜也跟着受苦（“马不食粟”），韩非子感叹之：“良大夫也。”

　　相比管仲的“其奢逼上”而言，孙叔敖简直就是另外一个维度，其简朴连孔子也对其颇有怨言“大俭极下”，意思是说孙叔敖做了一个太榜样的表率，让追随者无所适从：你都坐母马拉的车了，你的下属还能坐什么车？你都吃粗饭、菜羹和干鱼了，你的下属还能用什么膳食？你都冬穿羊皮衣、夏穿葛布衣了，你的下属还能穿什么衣？你都面带饥色了，你的下属还能怎么过日子？

　　但是司马迁还是支持孙叔敖的做法，在他的《史记·循吏列传》中，仍将其列为自己理想中的吏治第一人，因为孙叔敖以自己的言行阐述了一个为政治国非常简单的道理：“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

　　《史记·滑（gǔ）稽列传》有一个故事叫做“优孟衣冠”，讲的就是孙叔敖死后没有一点家产，他的儿子不得不靠打柴维持生计，一个叫优孟的宫廷艺人知道了之后，在一次宴会上模仿孙叔敖言行举止，惟妙惟肖的演技受到了楚庄王亲自接见，优孟趁机谏言道：“孙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穷困负薪而食，（令尹）不足为也。”楚庄王听了之后十分惭愧，赶紧封赏了孙叔敖的儿子。

　　“子文之统，忠信廉勇”，后世儒家认为，孙叔敖几乎是一个完美的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几乎全都做到了，所以儒家孔子、孟子和法家韩非子才会在自己的书中如此推崇孙叔敖，千古年来第一圣人！

　　但是完人也有不完美的地方，孙叔敖的不完美在于太努力工作，以至积劳成疾，逝世时年仅38岁。

　　“专国权宠，而不荣华。一旦可得百金，于殁齿而无分铢之蓄。破玉玦，不以宝财遗子孙”，在如今财色浮夸盛行的社会，孙叔敖如同一股祛弊剂，鼓励着当下的“吏”，使之相信廉洁朴实的力量、奉公守法的觉悟和为公念民的信念，楚庄王有如此贤佐，何愁霸业不成？历史有如此先者，何愁中华不兴？

　　“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孙叔敖之遇楚庄王为幸，自有道者论之则不然，此楚国之幸。楚庄王好周游田猎，驰骋弋射，欢乐无遗，尽傅其境内之劳与诸侯之忧于孙叔敖。孙叔敖日夜不息，不得已便生为故，故使庄王功迹著乎竹帛，传乎后世。”——《吕氏春秋·孙叔敖之遇楚庄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