仆夫早严驾，吾行将远游。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
将骋万里途，东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
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
——魏晋·曹植《杂诗》
在北面，楚、晋二国为了中原话事权争得热火朝天，在东边的吴国也没闲着，时不时在楚国边境骚扰下，让楚共王首尾不顾，分心不少。
自从彭城失利、郑国亲晋以后，楚共王便觉得晋悼公这小子有点刺头，不好惹，于是调转枪头，重启成、穆时期的东进战略，先收拾收拾不老实的吴国，企图从宏观战略角度，再与东部诸侯进行斡旋。
公元前570年春，楚令尹子重率领经过特殊训练的精锐东侵吴国，不久便攻克了吴国的鸠兹（今安徽芜湖县东），抵达今安徽当涂县东北附近（“衡山”）。
当涂，西濒长江，东临博望，秦后也称为丹阳、太平。
这个地名咋听起来很陌生，那是因为我们现今处在太平时代，其地归于沉寂。如逢乱世，当涂摇身一变，成为长江以东第一堡垒，为兵家必争之地。
三国东吴决定定都建业（今南京）时，孙权就在当涂花了6年时间修建姑孰城，以固江东基业。
几十年后，东晋割据江南，司马睿定都建康（也是南京），当涂又成了京西门户，江汉之兵如要进攻江东，必然要拿下当涂。比如东晋历阳内史苏峻，就是先攻陷姑孰，再攻陷建康的。
当涂西北还有一处大名鼎鼎险要之地——采石矶。
当时决定南宋国运的采石大战，就发生在当涂的采石矶。后来采石矶失守，南宋灭亡。
明朝名将常遇春，就是在著名的采石矶战役中，突破元朝水军元帅蛮子海牙的严密防守，使朱元璋在江南的继续开拓和壮大奠定了基础，其本人也由渡江时的先锋升至元帅。
所以说，吴国只要守住当涂，可保江东无忧。
很可惜，吴国没有守住当涂，被楚军击溃，令子重产生一种错觉——吴军很弱，真要和楚正规军打起来，不堪一击。
邓廖的自我感觉也很好，当即向子重立军令状——如果给他三百名甲士和三千名精兵，一定能攻陷吴都，将吴王绑来献功。
一般来说，这种傲人姿态在军事上有个专门术语来形容——轻敌，但子重却十分欣赏他的果敢和勇猛，望着他那坚毅的眼神，大笔一挥，便如数给他拨了军队，然后自己率军回国，自信满满的在太庙告慰列祖列宗，然后开始给自己庆祝慰劳（“既饮”）。
轻敌必败，这是三岁小孩都知道的道理，但邓廖身处其境而不自知，他率领着这支楚国独有的精锐之师，雄赳赳气昂昂直插吴国腹地。
不出意外，邓廖军渡河时遇到了吴水军的截击，楚军自然不敌习于水战的吴军，一场恶战下来，楚军溃败，邓廖没有将吴王绑了，反而被吴军俘虏，三千精兵逃生不满三百。
三天后，吴国军队开始全面反攻，吴王寿梦亲自领兵督战，不仅收复了失地（当涂），还攻占了楚国在长江以西的重镇——驾城（今安徽无为县），吴国对楚战略也从守势变为攻势。
“驾，良邑也。邓廖，亦楚之良也。”
楚国这次讨伐吴国，不但没捡到便宜，还损失了一员良将和一座战略据点城市，致楚共王东进计划搁浅，楚高层都把这次战败归罪于令尹子重，子重也知中了吴诱敌之计，十分懊悔，一怒之下，“遇心病而卒”。
至此，吴国作为楚之劲敌，正式活跃在春秋这个大舞台上，直到越王勾践复仇吞并吴国。
好事一桩接着一桩，就在晋悼公因郑国归附而洋洋自得之时，忽闻楚国攻吴不仅损兵折将，还丢失重镇、子重猝死，形式一片大好，喜不自禁，于是产生会盟、萌生痛打落水楚的想法。
眼见新一任霸主即将诞生，各诸侯对于晋悼公的想法在行动上是相当支持的，六月二十三日，晋悼公与单顷公、宋平公、郑僖公、鲁襄公、卫献公、莒犁比公、邾宣公及齐太子光会盟于鸡泽（今河北永年县），磋商伐楚大业。
此次会盟，因为吴王寿梦路途遥远，没有按时签到，让想一睹吴王风采的与会者非常失望，但有一个人的到来，却让各路诸侯非常惊喜——陈国使者，袁侨。
袁侨面见晋悼公，看门见山表达了陈国有归附晋国的想法，晋悼公虽然不明所以，但对于袁侨的到来，还是很高兴的，当即表态愿与陈国荣辱与共，携手并进。
陈国国君陈成公应该是对楚国，尤其是对楚庄王感恩戴德的，如果不是楚庄王杀死夏姬儿子夏徵舒，并助陈成公复国，说不定陈成公现在还在晋国北漂。
为表感谢，陈成公也一直对楚国忠心耿耿，赴汤蹈火，从无二心，楚共王绝对不会想到陈成公会背叛，更不会想到陈成公会派人参加楚国死对头的会盟，并且这个会盟的主题还是伐楚。
陈国为什么会做出叛楚亲晋的举动，楚共王还不是很清楚，但有一件事情他非常清楚——彭、驾二城丢了，郑国也被镇服了，吴国也欺负上头了，倘若陈国在发生意外，那晋国的兵车就快开到楚国的家门口来了。
眼前的形势已经令楚共王无法继续容忍下去，无论如何，楚国都一定要将陈国夺回，同年（公元前570年）冬，楚共王命司马公子何忌率大军驻扎繁阳（今河南新蔡县韩集镇），用武力对陈国施压。
次年三月，楚共王得知晋国正在同戎狄交战，一时也顾不得南边战事，便开始对陈国展开强悍的攻势，指望陈成公能够回心转意，两国重归于好。
没过多久，楚共王知道望陈成公回心转意是不可能的了，永远也没这个可能，因为陈成公去世了，死人是没有心的。
这个时候，楚共王搬出以往同陈国的革命友情，采取了尊重死者而撤军（“闻丧乃止”）、开展悼念陈成公等一系列怀柔活动，希望新上任的陈哀公能深深体察到楚国那种极其深厚的、无比关切的阶级感情
硬的软的能用上的都用上了，楚共王也是很努力做到仁至义尽了，鲁国有“圣人”之称的臧武仲都感叹：“‘大国行礼’如此，如果陈国还不听话，激怒了楚国，必然亡国。”
可是陈哀公不吃这套，还是不拿楚国当回事，一点面子也不给，楚共王怒不可遏，命大夫彭名继续攻打陈国，同时质问陈哀公为什么要叛楚。
这个时候，陈哀公才道出了实情，原来所发生的一切都只跟一件事情有关——腐败。
楚国高层腐败从楚共王后期始肇其端，早在五年前，宋大夫西鉏吾便以一句“大国无厌，鄙我犹憾”，痛述楚集团贪腐成风，从而阻止宋平公亲楚，导致楚彭城失利。
三年前，楚右司马公子申因为接受了小国很多财礼，引起权力膨胀，大庭广众之下“以逼子重、子辛”之位，被楚共王杀了。
子辛为楚令尹后，丝毫没有接受公子申的教训，继续“侵欲于小国”。
从这件事情上来看，楚共王的反腐力度还是很小的，甚至可以认为没有一点反腐意识，这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是致命的。
人性贪婪，从古至今，贪污贿赂行为是一种在社会生产生活中人之本性的裸现，每个人都有不劳而获的想法，只要时机成熟，便会自我侥幸的铤而走险。
按照经济学观念，腐败的本质特征是权力的商品化，即权力进入市场，社会公共权力蜕变为当权者的私人特权，从而亵渎了人们赋予的权力，扭曲了人们的心灵，引发对个人安危、社会稳定、国家政权的次生伤害。
作为一名理科生，我习惯用物理学中一些名词来解释某些社会现象，所以在这里引入一个名词来解释腐败的本质——熵增。
熵增过程是一个自发的、由有序向无序发展的过程，如果用熵增来描述贪污受贿，那就是社会财富的偏移，虽然社会财富总量不变，但其中可用部分减少，造成社会系统的无序性。
不管是大腐败还是小腐败，都是一种熵增过程，都在为社会的不稳定性助纣为虐，所以，对于反腐，坚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是坚决有必要的。
楚共王没有打老虎，使子辛明目张胆的对陈国不断敲诈勒索，陈国实在受不了子辛的贪婪，也从中看出腐败的楚国不会是一个好归属，这对于一个小小的附庸国来说，关乎国柞，便舍近求远，叛楚亲晋。
不就是贪污吗？
楚共王一听，觉得这件事情很好解决，立即向子辛发难，毫不犹豫的将子辛杀死（“楚杀其大夫公子壬夫”），算是给了陈国一个交代，希望陈哀公能够回心转意，重投楚国怀抱。
楚国为了陈国而杀死自己二当家，这件事非同小可，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很多国家认为楚共王在这件事情上用刑律不当，应该招集贤能的人来商讨决定，而不是以杀人为快意（“杀人以逞”），以致弄巧成拙。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陈国对于楚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了给陈国一个交代，竟然连内阁首辅都毫不犹豫的处以极刑，所以，楚共王自我感觉不错——这下面子算是给足了吧？
陈哀公很高冷，依然不理不采。
同年（公元前568年）夏，吴王寿梦派遣弟弟寿越赴晋国进行国事访问，向晋悼公说明上次没有参加鸡泽会盟的原因，并且表示吴国愿意和各诸侯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保持友好往来。
寿越的到来令晋悼公非常高兴，大讲排场，安排鲁襄公、宋平公、陈哀公、卫献公、郑僖公、曹成公、莒子、邾子、滕成公、薛伯、齐国世子光、鄫国人等十二国领导人及重臣在戚地作陪，会见寿越，同时进行会盟，共同商议和平相处、互相尊重、互通有无、互相帮助，建立和平友好的五项原则。
但对于陈国的归盟，大多诸侯表示不赞成，认为陈国“近楚而远晋”，陈国亲晋，楚国必然要讨伐，到时候盟国救还是不救？救，太远，劳师动众；不救，不义，诸国寒心。同时陈人时时骇怕兵患，迟早要归附楚国，建议晋悼公放弃陈国。
在陈哀公的请求下，晋悼公坚持自己的想法，将陈国纳入联盟，并以盟主的名义下令诸侯各国组织联军帮助陈国戍守，这样一来既可以防止楚军的侵入，又免去盟军奔袭之苦。
看来这次陈国算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不但一点面子也不给楚国，还变本加厉的弄来了一支诸侯联军。
当诸侯联军的兵车开进陈国的国土，楚国君臣的肺都快要气炸了，十一月，楚共王以子囊为令尹，开始进攻陈国。
晋悼公也不示弱，亲领大军与鲁襄公、宋平公、卫献公、郑僖公、曹成公、齐国世子光在城棣（今河南原阳县）会合以救援陈国，子囊为人比较稳重，见势不妙，撤军。
郑、陈二国已失，楚国北进中原的希望已被彻底堵塞，战略优势消失殆尽，子囊建议楚共王以守势为主，寻求时机，再图中原。
公元前566年十月，晋国中军将韩厥告老退休，荀罃填补中军将空缺，晋内政出现波动，蛰伏一年多的楚令尹子囊敏锐觉得时机来临，于是组织大军，北上伐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