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总是匆匆茫茫，他总是匆忙地回家，然后又匆忙地离开家。每次我问妈妈：爸爸怎么不和我们一起生活？妈妈总是会说：他要去打工挣钱，挣钱给你读书。

　　所以我幼小的心灵深处就埋下了两粒仇恨的种子，一是对钱的仇恨，钱这个东西真坏，它让人抛妻弃子、让人生生分离，真是坏透了；二是对读书的仇恨，要不是为了挣钱给我读书，我的父亲就不会常年在外打工，我们就能一家人整整齐齐地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读书真是件糟糕的事情。

　　每当父亲出门去打工，母亲就必须包揽家里所有的家务和地里所有的农活。

　　母亲年轻时是个大美人，瓜子脸，双眼皮，高高挺挺的鼻子。我的印象中母亲年轻时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好看，像电视里演的贵妃。母亲一头乌黑的头发总是很柔顺，每当我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她的头发从我的脸上划过，感觉就像是露珠从荷叶上滑过一样。我的心里想，长大了我要娶媳妇儿，我就娶像母亲一样的女生。

　　她总是很温柔的把我拉到怀里，用一个不锈钢的挖耳勺给我挖耳屎。我总是在她温暖的怀里睡着，每一次她把我抱到床边，我就会立马清醒，然后要求她把我抱回座位上看电视。

　　父亲在我整个童年几乎都没有留下任何印记，他每次回家都是过年，买了一些吃的，带了一些捡来的破玩意儿，比如旧口琴旧汤勺旧风扇。

　　他每次把这些就玩意儿交给我的时候，似乎都怀着一种极为强烈的期待，他期待我喜欢这些破玩意儿，最好是因此而欢呼雀跃。

　　可事实恰恰相反，每当他从那个青布大包里掏出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总是在一旁冷淡地站着，看着他把它们一个个拿出来，像是一个痴迷的藏家把收集的古董从包里拿出来给专家鉴定一样，他是那样期待我会喜欢。

　　我不想扫兴，也不想把心里话说出来，不忍心告诉他这些都是旧玩意儿，一点也不好玩。

　　我总是给他保留最后一丝的尊严和体面，当他把东西都拿出来后，我就挑出来几样还能接受的，然后一整天都拿在手上把玩。并不是因为我喜欢，是因为除了这些玩意儿，我再也没有其他玩具，常年陪伴我的就只有山里的树枝树叶和石块。

　　我把牛往山坡上一赶，然后就在一块大石板上一个人玩过家家。我用树叶当碗，用树枝当筷子，用石块当锅，这样子我就能一个人玩上一整天。

　　回家的时候把牛赶在前面，折一段木棍把住两端，就当摩托车的把手，嘴巴里“哄哄哄”，一路赶着牛回家。

　　我除了在一点点长高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可是岁月在母亲身上慢慢地留下痕迹，让母亲从一个细腻的小女人变成了一个彪悍的女庄稼人。

　　她的头发变得不再光亮，总是毛毛躁躁地，像周围有一团静电笼罩着她的头，头发向四面八方乱伸出去，乱糟糟。

　　她的手不再那么细腻，每当我躺到她怀里时，她总是喜欢用手抚摸我的脸。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老是喜欢抚摸我的脸，但是我对此是非常恐惧的，因为她的手上像镶嵌了无数的金刚石，从我的脸上摸过去，像是要把我的脸割裂出一道道的口子，又痒又痛。

　　但我从来没有制止过她的抚摸，因为这样的抚摸的机会极少。她一整天都忙得团团转，根本顾不上我。我总是被要求着放牛、割草、煮饭，这个时候我才八岁。

　　每天早上她六点起床去地里，我七点起床放牛，九点把牛赶回家煮饭，十点吃晚饭就去上学，把饭留着她回来吃。

　　她十二点吃了饭，休息一个小时，一点钟下地去。

　　下午三点钟我从学校回到家，她已经在地里暴晒了三个小时，我背着背篓赶着牛，一边放牛一边割草。

　　晚上六点钟我回到家，此时她也刚好回到家，我帮忙喂猪煮饭，一切家务忙完就是八九点了，我们都是倒头就睡。

　　所以我很宝贵在她怀里掏耳朵的时候，也从不拒绝她用磨砂纸一样的手抚摸我的脸颊。

　　家里条件不好，夏天天气炎热的时候，洗澡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我个子小，站在一个大脚盆里，脸盆里盛满水，拿着毛巾沾了水往身上一挤，擦几遍就算洗好了。

　　……

　　我总是在她的呼唤下踩着一地的水去给她打热水，帮她擦背。

　　她的双臂和脖子被太阳晒的黝黑，身上有衣服遮挡的地方却和雪一样白。那个时候我一直在想：如果母亲是一个洋娃娃，她回家后应该把头和双臂拆下来和身体分开，重新装上一个般配的雪白的头和两个手臂，出门时再换上黝黑的头和手臂。

　　她的身体白得像春天下雨后开放的梨花，可是她脖子以上的头部和双臂，晒得黝黑，像是电视里的非洲人。

　　不知什么时候，母亲的样子变了，脾气也变了。她说话不再那么轻言细语，她喜欢喊叫，用极为尖锐高频的声调喊我的名字。

　　我每次只要一听到母亲高声喊“魏特明”，我的心就会莫名地一紧。有时候她是有事喊我，有时候她明明没什么事也要喊我，似乎是怕我会跑掉或者走丢。

　　我在田里抓泥鳅，放在太阳下晒一下或者火烤一下，就成为家里的花猫最喜欢的美味。

　　母亲高声呼喊着：“魏特明！你给我回来！你的衣服弄脏了谁给你洗？”

　　我玩得正起劲，一条大泥鳅马上就成为我的瓮中之鳖，这条泥鳅是我见过最大的一条，我绝不会错失这个机会放过它。所以这一次我完全忽略了母亲的呼喊，我跪在泥地里愉快地在泥水里翻找着。

　　“魏特明！最后警告一次！你回不回来？”母亲又呼喊了一次。这一次的警告还是被我完美地屏蔽掉了。

　　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站到我身旁的，我只感觉到小腿上似乎被一只尖屁股毒蚂蚁狠狠叮了一下，疼得我浑身颤抖。

　　我抬头一看，才发现母亲手里拿着一个根细长的竹枝。这东西可是最为歹毒的，牲口的皮厚，所有的赶牲口工具里，竹条子是最能让牲口生畏的。对于小朋友的细皮嫩肉而言，更是如此。

　　我还没有来得及反应，竹条子像机关枪的子弹一样打击在我屁股以下的身体范围。我又怕又痛，早已经没有了一点儿力气，只是不住地哭。

　　我越是哭，母亲就打得越是激动。她一把扯住我的衣领，像拖着一条死狗一样把我往家里拖。

　　我想挣扎，可是完全没有力气反抗，此时我才发现，原来母亲的力气这么大，多年来的庄稼活儿已经让她变成了一个大力士。

　　她像一只野兽拖着一只猎物一样把我拖进屋，锁上了门，站在我的面前，像长着两只角拿着一把屠刀的红色的魔鬼，她厉声喝道：跪下，给我跪好！

　　我低着头，不敢看她，从她的手法和声音可以判断出她已经完全失去理智。

　　“你错了没有？今天你说你错了没有？”她歇斯底里地对着我喊，她的声音在颤抖，带着一点哭腔，但是又在极力地压制着。

　　我说不出话来，只知道流泪，发不出哭声。半天我才哭出声音来，我一边大声痛哭着一边喊着求饶：“我错了！妈妈！我错了！”

　　她没有要饶恕我的意思，她颤抖着喊到：“今天我要打死你，打死你算了！”

　　鞭子不断抽打在我的身上，直至我已经感觉不到疼痛，我也不再叫喊，只用软弱无力的哭泣来减轻身上的疼痛。

　　母亲打累了，她瘫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眼睛看着地面，抹着眼泪。

　　我依然跪着，眼泪不住地流。我瞥见她在椅子上大口地喘着气，像一只溺水打大猫，她的渐渐地脸色从红色变回了黑色。

　　她的声音也变了，用柔弱的声音说：“起来！”

　　我没有动，哭得更加伤心，抽泣着像是要背过气去。

　　她把鞭子丢掉，站起来用双手拽着我的一只手臂把我拉起来。

　　我就想一滩稀泥一样，完全站不起来。

　　母亲以为我在伤心赌气，但不是，我就是站不起来，就是感觉不到自己的腿的存在。

　　从此，这样双腿无力的情况在以后的生活中也时有发生。

　　“幺儿，你快起来！起来嘛！”母亲一边哭一边努力拉起我。

　　我被她支在椅子上，已经停止了哭泣，但是双腿还是没力气。

　　我忘记了后来我是怎么站起来的，但是从那以后，我的双腿时有这种情况，再压力紧迫的时候我就会瘫痪。

　　上了初中以后，数学老师让每个做错了题的人站在讲台上，俩俩一对，站成两排，前排把手按在墙上，把屁股撅起来对着台下的同学们，后排拿着一根二指宽手臂这么长的戒尺，错了多少题就打多少下屁股。

　　我不怕被打，我不是没被打过，小学时因为和两个同桌讲话没少被打。但我不接受把屁股撅起来让同学互相殴打，让我感觉就像是当众被xx一样。

　　只有我不愿动手，老师就说我不愿意打就让别人打我，于是一把将戒尺从我手里夺过去，把戒尺递到另一个同学手里，让我趴着给他打。

　　我不肯趴下，那个同学见我没有打他，他也不肯打我。于是老师没有办法了，他说：“你们两个给我去办公室！我下课再收拾你们！”

　　我和那个同学一起走出去，他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不知怎么的，我的双腿一下子没有了力气，甚至我感觉不到自己双腿的存在，一屁股坐在地上。

　　我失声痛哭，不是因为委屈或者难过，而是因为恐惧，我以为我的腿坏了，我以为我要报废了。

　　同学们齐刷刷地从窗户看出来，我无助地看了他们一眼，仍旧坐在地上无法动弹。

　　老师走出来，他问怎么回事。我说不出话，只是哭，那个同学也是摇摇头不知所以然。

　　他走过来低头看着我，脸色铁青，他以为我在搞事情，他恶狠狠地说：“你最好给我站起来去办公室……”他没有说完，我猜他的后半句话可能是“你这个没用的东西”或者“你这个蠢猪”。

　　我半天才说出话来，我用担心和恐惧的声音哭着说：“我站不起来！我的腿没有力气！我残废了！呜呜呜…”

　　他命令两个学生出来扶我，但是我就像一堆案板上剔了骨的猪肉，瘫软得无法搀扶。

　　他终于有点慌了，说道：“你们别动他了！你，你去我办公室倒杯水来。”

　　一个同学去办公室倒了杯水，但是我连水也咽不下去，我就那样坐在地上，靠着墙，大概过了二十分钟，我才终于感觉到自己的腿，然后慢慢地站起来。

　　我走到水龙头下用手捧着水洗哭花了的脸，一众同学就在走廊上看着我，议论着，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我才可能说：你们看这个笨蛋！这个怪胎之类的！

　　这种事后面还发生过几次，后来其他人也不太在意了，已经习惯了。

　　很多小孩子在小时候都希望自己与众不同，可是我的童年和少年以及成年，我都在竭尽全力地让自己伪装成一个正常人，让别人不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为此，我就要耗费很大的心里。

　　直到成年以后，我依然每天都要克服社交的恐惧，克服焦虑症，克服时而突如其来的抑郁情绪。我会尽力不让别人看出来和人接触时我的手足无措和紧张，也从不告诉别人我在环境压力下就会肠胃痉挛拉肚子，也没有人知道砧板上剁肉的声音会使我全身发麻呼吸困难。我努力地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并且尽量把正面的能量展示给别人。

　　母亲自那次打我以后，她就迷恋上了这种活动，打我的理由我大多忘记了，可能是因为那些理由都无关紧要，只要觉得是时候应该打我一顿了，又恰好我犯了某些小孩子常犯的错误，那她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开打了。有时候打得轻有时候打得重，我觉得轻重的度并不是取决于我犯的错误的严重程度，而是她生气的程度，因为在开打之前只要我看看她由黑变红的脸色的色差，我就能明显的预感到自己此次会被打多重打多久。

　　打完之后我站不起来也是时有的事，但是我都习惯了，在地上多跪一会儿就好了。我也从来没告诉她，她始终都认为是我性格倔，所以赖在地上不起来。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件事，那就是我对自己的名字产生了恐惧。

　　母亲总是在不停地用尖锐的嗓音呼喊着我的名字，这样的呼喊我是必须要及时回应的，否则等待我的就会是一顿打。

　　所以不管我在做什么，去哪里玩，我的耳朵总是要像兔子一样竖起来，时刻保持着最良好的听觉，这样子母亲呼喊我时我才能第一时间回应。

　　久而久之，我开始恐惧，恐惧母亲呼喊我的名字，直到后来恐惧任何人呼喊我的名字。只要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就会心中一紧，随着而来的担忧和莫名的恐惧。甚至于别人问起我的名字时，我也很害怕说出自己的名字。

　　后来我忘记了母亲什么时候停止不再打我，大概因为她厌烦了，大概因为她打不动了。我只感觉到我对她的看法变了，我以后才不要娶这样的女人做媳妇儿，过于唠叨，过于冲动和暴力，而且她也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好看。

　　很多年以后，我以为离开了家，就能摆脱母亲的呼喊。可是不管我走到哪里，只要一静下来，就能听到她尖锐的呼喊声：“魏特明！魏特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