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二强的老家在湖南省尘溪县陈家坪村。异术奇人“尘溪四姐妹”，传说就是陈家坪村人。

　　这件事情程孝白并不知道，但是王助却几乎知道当代学界记载的所有有关四姐妹的事迹。所以陈二强一开口说“仙娘婆”，他就问是不是尘溪人。王健樟教授在1990年代曾经多次到尘溪，上山下乡，那时王助还小，王助的妈妈，曾是王健樟的学生，所以比王健樟年轻很多，也正好给已经成了丈夫的老师，在田野采访工作中做助手，而年幼的王助，由保姆和外婆在家带着。十岁那年，妈妈从尘溪回梅台之后，忽然染病送去医院，王助都还没见到久别回家的妈妈，妈妈就去世了。

　　初三的暑假，王助也跟随爸爸王健樟去过尘溪。但爸爸没有带他去乡下，只把他交给在县城师范学校做校医的一个学生看管。

　　但在后来父子俩相依为命的岁月里，他还是不知不觉的知道了父亲终身所研究的许多民间奇谈。

　　尘溪四姐妹原本是做接生和打胎的。

　　大姐最擅长的是治不育，据说曾让50岁的老婆婆怀上头胎。

　　二姐最擅长接倒胎横胎，谁家女人生不出来，请二姐去，不出一个对时，一定能母子平安生下来。

　　三姐最擅长打胎，无论是刚刚上身的血泡子，还是即将临盆的足月胎，都能被她平安打下来。

　　四姐的功夫，据说她自己是不愿公开承认的：她能改变刚出生的婴儿性别。

　　三姐和四姐，只是传说，也有人亲眼所见。而大姐二姐，确实是尘溪县志有书记载，她们在民国初年曾受到官府的嘉奖。

　　但在民间，有关三姐四姐的传说，远比大姐和二姐丰富。

　　据说，有一户书香人家，未出阁的小姐竟然怀孕了，这在当时是天大的丑闻，就算把小姐家法处死也不为过的。父母怕事迹败露，就托人请到三姐。

　　三姐到了这家，见小姐肚子都已经很明显了，老爷夫人愁的要死，三姐却笑嘻嘻地说：“都成型了，是个男伢儿，打掉可惜了！”

　　满腹诗书的老爷虽然焦急，也只能耐心地求着三姐。三姐让夫人把家里所有的女人都喊过来，最后三姐让这家儿媳，也就是小姐的嫂嫂，留在小姐的房里陪着。

　　小姐的房间里只剩下小姐、三仙娘、嫂嫂三个人，连丫头都只能在门外听使唤，三个女人在紧闭的绣房里关了三天，整天里面静悄悄的，吃饭都是从门缝送进来。

　　三天后的早饭后，三姐吩咐门外的丫鬟说，弄点瓜子来给嫂嫂嗑，丫鬟觉得奇怪，就去报告夫人，夫人也不知三仙娘是什么意思，就自己亲自去抓了炒好的瓜子，放在点心盘里，顺带也抓了点花生果干，一起叫丫鬟端着，自己也跟着往小姐绣房去。

　　走到门口，三仙娘懒懒洋洋把紧闭了三天的房门全打开，让夫人和丫鬟都进屋。

　　夫人进屋来，没看到女儿，以为女儿在床上，一看床上也没有，就问小姐是不是上茅房了，嫂嫂笑眯眯地说：“妹妹去学堂访友了。”

　　夫人大吃一惊，房门一直紧闭的，又没有后门，丫鬟就守在门外，都没见小姐出去，再说了，小姐那身子，怎么出得门怎么见得人？

　　嫂嫂却依然笑眯眯地说：“妈，妹妹在同学家吃过中午饭就会回来的。”

　　夫人这才注意到——儿媳的肚子大了！

　　夫人转头看三仙娘，三仙娘没事人一样的，拿着小姐的纸笔，给嫂嫂写保胎药方。

　　然后到了午后，小姐带着一位同学，蹦蹦跳跳回来了，见到夫人就嚷着饿了，好像之前什么都没发生过。见到三仙娘，并不打招呼，只是抿嘴一笑，就过去拉住大肚子嫂嫂的手，给嫂嫂捎回了杨梅干。

　　老爷夫人感觉就像做了一场梦，千恩万谢地付给三仙娘一张银票。

　　过了几个月，嫂嫂生下一个健康的男孩。

　　这样一来，三姐就不只是技术高超的打胎婆了，虽然家丑不外扬，三姐也从来不显露不承认，但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后来这家小姐干脆出国留洋去了，当事人不在，人们更是大肆渲染这件奇迹。

　　到1960年代，已经80高龄的三姐，被一群中学生擒起来，揪到小镇的街上示众。1960年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年代，大学教授、各种研究者、宗教人士、正直工作的人、学业优秀的学生、专业技术精湛的人，等等，总之一切对人类社会有用的人，都被随意定义为各种坏人名义，然后学校停课，学生成群结队到街上或者任何地方，去抓他们认为的“坏分子”。

　　那是一场可怕的全民运动，说它是一场******的运动，都不为过。究竟有多可怕，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感受到。

　　像三姐这样的身怀异术的人，是首当其冲被人记得的。她被一群中学生抓起来，白天把她头发剃了，脖子上挂一块大木牌，牌子上写字——我是牛鬼蛇神。木牌上端钻了两个孔，用铁丝穿过孔，然后把铁丝挂在三姐脖子上，被学生们赶着，顶着毒日头在街上转一天，晚上再赶回来，关在学校的礼堂。

　　80多岁的老婆婆了，自己觉得自己一辈子打胎，也是造了孽的，所以三姐一直默默低着头，十分虔诚地认罪的。

　　然而到了第二天早晨，另一群学生打算继续把三姐拉出去游街，打开礼堂门，其他的“牛鬼蛇神”虽然半死不活，但是人都还在，唯独三仙娘不见了。

　　后来的年头，再也没有人见过三姐。

　　王健樟教授到尘溪的时候，想去看当年关押三仙娘的那个礼堂的，可惜学校的老房子都拆了，原来的地方盖了新楼，只能在那里徘徊一阵，无功而返。

　　大姐和二姐，在1950年代就已经相继过世。

　　只有四姐活到1990年代，王健樟教授见过四姐，跟四姐有过频繁接触。但是谁也没有在意过这种频繁接触，因为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大学里学研之风盛行，知识和任何研究都受到尊重和保护，人们不会特别在意以为民俗学家与一位异术奇人的接触。

　　但在1990年代，四姐已经不住在陈家坪村了，而是搬到了镇上，做着当时非常时尚的一件事——她开了一间精品屋，卖音乐贺卡和各种生日礼物。

　　这些事情，生于1993年的陈二强，是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