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掌权者面前跳忠字舞（二）

　　“京官办事通病有二：一曰退缩，二曰琐屑。网.136zw.>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一曰敷衍，二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

　　这段话是对省政府官吏腐败情景的真实缩影。曾国藩意识到问题症结之所在及其严重性，他在咸丰上台初期，就连上奏折，叙说利弊，力图劝说咸丰采取措施，革除弊政，挽回颓风，从政治上进行整顿，然而他递上的奏折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回应。

　　咸丰元年（1851年），曾国藩上疏皇帝，提出裁剪军队、节俭军饷、加强训练军队的建议，试图首先从军队着手，打开一个新局面。网.136zw.>他揭露清朝军队的腐败状况：“吸食毒品，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于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这样的军队显然无法胜任围剿盗贼的重任。他说：“近者广西军兴，纷纷征调外兵，该省额兵二万三千，士兵一万四千，闻竟无一人足用者。奥省如此，他省可知。言念及此，可胜长虑！“如何才能改变这样一种将不能用兵，兵不能用战的被动局面呢？曾国藩主张：

　　医者之治疮疤，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赢兵，盖亦当量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

　　曾国藩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兵贵精而不贵多”的道理，提出迅速裁减兵员的建议，以节省军费，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网.136zw.>“但使七十一镇之中有十余镇可为腹心，五十余万之中有十余万可为长城，则缓急之际，隐然可恃。”照这样计算，每年可节省军饷一百二十万两。若能专用于赈灾救贫和废除捐税，又能使社会情况和吏治大为改观。然而，这次上奏仍然没有奏效。

　　怀着一片赤诚忠心，曾国藩决定犯颜直誎。咸丰元年（1851年）他再次递上奏疏。这封奏疏言辞激烈，锋芒直指咸丰皇帝。一是批评咸丰皇帝苛于小节，疏于大计，对派往广西的人员安排不妥。例如臣下晋见皇上，该穿何种服色，本有明确规定，皇上却反复过问，这是“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但“发往广西人员不为不多，而位置之际未尽妥善。”譬如姚莹年近七十，威望颇高，仅“活活差遣委用，则不能收其全力。”严正基地位低微，资望浅薄，却委以办理粮台大任，“难资弹压，权分则易致牵掣。”

　　二是批评咸丰徒尚文饰，不求实际。曾国藩指出，皇上继位年余，曾表示要求言以广，对于内外臣工上奏之折，其中确有“嘉谟至计”者，要给予奖励。但结果呢，“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即使是对某些稍有奖许者，也只是做做样子罢了，毫无实际效果。譬如“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这显然是皇上“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誎之虚文。”

　　三是批评咸丰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刚愎自用，饰非拒誎。曾国藩说，皇上继位以后，曾公开宣称要“以用人与行政并举”，但近来却连下谕旨，皆曰“黜陟大权朕自持之”，不容臣下“更参未议。”这是失信于臣工的表现。况且，眼下情势紧迫，广西军务大计由皇上一人独自运筹，能否成功，尚无把握。即使一时取胜，皇上由此则会“谓天下无难办之事，眼前无助我之人，此则一念骄矜之萌，尤微臣区区之大惧也。”

　　最后，曾国藩警告咸丰皇帝说：“昔尧舜曰：“无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无若殷王受之迷乱。’舜与成王，何至如此？诚恐一念自矜，则直言日觉其可憎，佞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臣之之虑，实类于此。”此疏一上，咸丰帝大怒，摔到地上，立即召见军机大臣，要予以治罪。幸亏有祁寯藻、季芝昌等人苦苦求情，曾国藩才得到宽恕，没有被责罚。

　　曾国藩的犯颜直誎，虽然惹得咸丰皇帝大怒，差点儿大祸临头，但终归有惊无险，而且这一道奏疏使他声名鹤起，在朝野上下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咸丰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终于被曾国藩忠君爱国之心所感，不仅没有加罪于他，而且降旨褒奖曾国藩，命其兼署刑部侍郎之职。

　　曾国藩在此次奏疏上既表现了他对咸丰皇帝的忠心耿耿，也使咸丰皇帝看出他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抱负，能担当大任，是可以委以重任的人。于是一代文臣曾国藩被咸丰皇帝委以武将之重任，奉命组建军队，平定太平天国远动。在清朝的官场上尽力施展其政治抱负，发挥其非凡才能，实施其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