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踏两只船
充分利用别人的资源，借来求得自己想要的东西，既省力又省时，这是经商常用的有效之法。看最新章节就上网【】这种方法在为人处世上同样适用。不过要用得恰到好处，用对路才行，如果走歪了，就会适得其反，不可不戒。
在中国古代官场中，“朝中有人好做官”是为官之道的首招。
从1839年至1872年，曾国藩步入官场三十余年，从授翰林院检讨到两江总督，官居一品；特别是从1840年到1849年，曾国藩从授翰林院检讨升到礼部右侍郎，官居二品，这十年时间七次升迁，跃升十级，官居二品，足见曾国藩在危机重重的官场上升迁之快速，真可谓平步青云步步高升。足见曾国藩在风云变幻的官场上的随机应变和独谋善断的能力，真可谓如鱼得水左右逢源。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在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究其原因曾国藩自然有一套倚重权势的秘诀。
曾国藩的倚权秘诀就是准确的把握时局，识时事务为俊杰，换句话说就是脚踏两只船。看到哪条船要沉了，便把那只脚拿到另一条船上。
曾国藩没有显赫的家世，更没有特殊的背景，他曾自嘲自己“拙愚。”但他实际上城府极深、颇有心机。无论是在他位高权重一呼百应的时候，还是在官场失意受辱的时候，他都不愿与朝中亲贵交往，不想卷入高层的权力争斗中，不愿做政治斗争的牺牲品。看最新章节就上网【】但这并不等于他与朝中高层尤其是那些掌握生杀大权人物没有密切联系。
曾国藩步入官场后，一方面加强自身的修养，另一方面在官场上广泛交往，建立个人的关系网络，积极的为自己的仕途之道做铺垫。曾国藩与那些权臣之交真可谓是独具匠心的神交。
肃顺是咸丰皇帝的第一大权臣，曾国藩与他没有直接联系，但肃顺身边的两个心腹王闿运和郭嵩焘却是湘系成员，而曾国藩是湘军的创建者，自然而然与他们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王闿运和郭嵩焘也就成了肃顺与湘军集团的联系纽带，湘军的发展壮大也与肃顺的大力扶植分不开的。如咸丰九年（1890年）樊夑案发生，官文欲趁机打击左宗棠。此案后来和平结案，左宗棠没有受辱。固然胡林翼求情于官文欲起了作用，但主要还得归功于肃顺的大力相助。肃顺得知咸丰皇帝要严惩左宗棠后，当即告知幕宾高心夔，高心夔转告王闿运、郭嵩焘，王闿运求救于肃顺，肃顺答以“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郭嵩焘于是策动潘祖荫上疏，肃顺趁机向咸丰皇帝进言说，左宗棠在湖南“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欲，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察酌情办理。”这样，官文欲也就见风转舵。这件事充分证明，肃顺主动讨好湘军集团，并且通过王闿运、郭嵩焘等人，与湘军集团建立了某种合作关系。
咸丰十年（1860年）闰二月，咸丰皇帝任命湘军名将刘长佑为广西巡抚。三四月间，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北京，人们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议论纷纷。网.136zw.>早在道光末年就与曾国藩结交的莫友芝，“与二三名流议江督非公（即曾国藩）不可，而其时君者为尚书肃顺，适湖口高碧湄（即高心夔））馆其家，遂往商焉。高白于肃顺，肃顺然之。竖日下直径至高馆，握手回事成焉。”四月，即宣布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
曾国藩是湘军创建者，即使咸丰逝世之后，奕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仍然在官场上稳步上升，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缘。这就令人尤为叹奇。尽管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者有不共戴天的仇恨，而曾国藩却是一尊官场不倒翁，在变幻莫测的官场上岿然不动，此事真可谓奇迹也。肃顺与穆彰阿是如此，恭亲王与肃顺亦是如此，都是“仇人接班”，曾国藩与穆彰阿、肃顺关系都不错。可以认为，曾国藩成功的运用了“心照不宣、不露痕迹”的倚权秘诀。
咸丰后期，以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在咸丰皇帝的信任和支持下，他们的权力愈来愈大，基本上形成三人同政，军机大臣拱手听命，大权旁落的局面。三人之中肃顺尤为突出，遇事敢作敢为，善于权力争夺。他一面排斥打击秉政的满汉大臣，使大学士翁心存、大学士军机大臣彭蕴章、协办大学士周祖培等不安于位。甚至怂恿咸丰皇帝处死曾是大学士的耆英、大学士军机大臣柏俊。朝廷历来对大臣较为优厚，很少人因罪而被处死的。肃顺竟在三年内处死了三位大臣，以树立自己的权威。同时，他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成死党。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搜罗人才，延誉树党。当他知悉江西道员李桓的才能时，即让人向李桓投递“门生柬缄”的帖子。
肃顺大肆打击自己的政敌，大肆结纳党羽，为他能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他与慈禧、奕争夺最高权力，正是这一图谋的体现。
因为军队是国家机器的支柱，所以对于战斗力很强的湘军集团肃顺自然是特别笼络，但身为湘军统帅的曾国藩老谋深算，他深知带兵的将帅与大臣往来密切，最容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还会引来不测之祸。对于肃顺的特意拉拢笼络，曾国藩始终保持若即若离的距离。对于肃顺与湘军集团的关系也处理得很精妙。
实际上在肃顺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就是湘军集团的成员，如伊耕耘不仅是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的属员，极受曾国藩器重。同时他也是肃顺的属吏，肃顺对他敬礼有加。李鸿裔是曾国藩的门下，后来又与肃顺相交。郭嵩焘、王闿运与曾国藩同是长沙府人，三人有金石至交。而肃顺与郭嵩焘、王闿运关系密切，郭嵩焘更被肃顺赏识，且与肃顺的死党陈孚恩交往甚密。陈孚恩向咸丰推荐郭嵩焘“堪充谋士之选”，被“即日召见，在南书房行走。”王闿运则为肃顺的家庭教师，肃顺对王闿运更“激赏不之”，要与王闿运结为“异姓兄弟”。这样破格相待，使王闿运终生感激不尽，以至数十年后，王闿运到北京还去看望肃顺的儿子，并加以资助。
肃顺笼络这些名士，除了培植自己的心腹爪牙之外，还与他们巷议政事，他们实际起着幕僚的作用。
后来湘军势力急剧扩大，很多人掌握了地方大权，也是肃顺向咸丰皇帝进言的结果。
咸丰十一年（1861年）六月，朝廷不仅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且加封为钦差大臣。十月，任命严树森为河南巡抚。十二月，更命田兴恕为钦差大臣，督办贵州军务。十一年正月，命李续家为安徽巡抚。此后数月未再有新任命，湘军集团人员出为督抚的势头似遭到了抑制。七月十七日咸丰帝病逝，朝政由肃顺等人执掌，七月二十日，命骆秉章为四川总督，毛鸿宾为湖南巡抚，八月命江忠义为贵州巡抚，九月十七日，命彭玉麟为安徽巡抚，李续宜调任湖北巡抚。
肃顺曾多次向湘军统帅曾国藩等人示好，但精于揣摩政局变化的曾国藩并没有投怀送抱，他只是通过郭郭嵩焘等人暗送秋波。当曾国藩看到肃顺杀人立威之后，就愈感到不能将自己的人头拴在肃顺这棵容易倾倒的大树上。这就是肃顺被慈禧处死后抄家，抄出很多文武官吏来往的信件，而曾国藩却不曾与之交一字。正因为如此，慈禧才称曾国藩为“忠臣”。这就是曾国藩成为官场上的不倒翁的秘诀。
曾国藩在道光年间倚重穆彰阿；咸丰年间倚重肃顺；同治年间倚重恭亲王奕。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最终奕也失权丢势，独有曾国藩在危机重重的官场上平步青云，官越做越大，权越争越高，而始终没有危险，实在是一个奇迹。
题外话：
充分利用别人的资源，借来求得自己想要的东西，既省力又省时，这是经商常用的有效之法。这种方法在为人处世上同样适用。不过要用得恰到好处，用对路才行，如果走歪了，就会适得其反，不可不戒。在中国古代官场中，“朝中有人好做官”是为官之道的首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