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权力的诱饵(一）

　　谋士一般很难有好下场，因为他们对帝王的长处和短处知道得太多，看得一清二楚，有些时候知道得太多，看得太清不一定是好事，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当帝王的权力和利益受到威胁时，帝王会毫不犹豫的向谋臣举起屠刀，卸磨杀驴是帝王惯用的伎俩，否则就应功成身退。网.136zw.>即使帝王慷慨地给权，也要警惕那有可能是致命的诱饵。

　　刘伯温在元朝任县丞时，不畏强权，因得罪大户而曾一度遭受陷害。此后他为了躲避无端之祸，而远离权力，辞官过去隐居生活了。

　　在那段时间里，刘伯温对官场的重重危机，陷阱密布，险恶的人心都深有感触。他在诗中说：“昨日灯前相笑语，岂意今朝化为虎。”官场就是险恶的是非之地，处处充满着凶险，密布着无数陷阱，稍有差池就会掉入别人预先设计好的陷阱里，坠入万劫不覆的深渊里，粉身碎骨。在危机重重的官场里你不踩人，人就踩你。他在《钓竿》诗中说：“大鱼入馔腮颊红，小鱼却放渊坛中，更祝小鱼知我意，长逝深潭莫贪饵。”此时的刘伯温有深厚的的道家情感，无为而治。他自比小鱼，时时刻刻告诫自己不要因为权力的诱饵而被别人钓走。

　　在刘伯温看来，追求荣华富贵虽然并没有什么过错，但飞黄腾达者却往往不得善终；一个正直的人容易遭到陷害。在现实的人事纷争中，处处有危机，时时有危险。与其赴汤蹈火，何不置身于险象环生的官场之外，远离权力中心。当然，刘伯温胸怀大志，他不像陶渊明真正想过隐居的田园生活。他的隐居远权只是蓄势观望的一种策略。他在《蛟溪诗》中说过：“闭藏当有待，保养慎无失。”流露出了心迹。

　　至正十三年（1353年）和至正十六年（1356年），元朝两次任命他为行省都事的高官时，他都出山的，仍希望做一番事业。网.136zw.>但在招降方国珍的问题上，他再次受打击。朝廷重臣被方国珍收买后，压制迫害刘伯温，剥夺了他参政的机会，最终他丢掉了对元朝的幻想，再次归隐于老家青田。此后再没做过元朝的官。明智的刘伯温已经感到元朝的气数已尽，如果再不远离即将倾倒的政权中心的话，那么就会成为权力的殉葬品。

　　在元朝与明朝交替的时期，刘伯温改弦易辙，改投在朱元璋的帐下，他虽然为朱元璋尽心尽力的出谋策划，但仍与权力核心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

　　至到至正二十二年（2年），朱元璋在刘伯温的辅佐下屡次打败劲敌陈友谅，正准备继续经营江西。刘伯温却恳求朱元璋允许他回青田，为刚去世的母亲料理后事。朱元璋只好答应了。刘伯温在老家青田呆了一年，其实这是刘伯温借口安葬母亲，要有意远离权力核心，因为此时刘伯温感觉到朱元璋集团内部有一些隐患，想在远距离审视它，并有避祸的意图；再说，他与权力中心保持有节奏的分合，能够让当权者更能念及他的长处，从而避免伴君如伴虎的隐患。果然，时事如他所料，朱元璋在他回青田的日子，深感自己离不开他，派出使者到青田敦请他回来。这就是适当的远离反而会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洪武元年（8年），朱元璋封刘伯温为公爵，刘伯温说：陛下是天授，臣怎敢贪天功，坚辞不受。第二年，朱元璋为功臣定位次，为二十一人立庙于鸡鸣山下，死者像祀，生者虚其位。其中没有刘伯温，也是他坚辞的原因。这很像初汉的张良。汉高祖要分封给张良三万户采邑，他不肯接受，只要了当年与刘邦初识的留县做为封地，当然令刘邦高兴。事后看来，徐达、李文忠、廖永安等人，有了那个生祠有何用？最后还不是被朱元璋送上黄泉路。

　　在朱元璋的集团中，淮西人是最基干的力量，以武将居多，力量最大；而浙东多为文士，是后入的集团，实力较弱，但两派明争暗斗很激烈。丞相李善长虽是文士，但更靠近淮西派，两头通吃，根基很深。而刘伯温在浙东派里最为显眼，尽管他心如止水，不愿卷入这急流旋涡里，但身处高位，尽管你不愿参加，但无形之中却有一股力量把你卷进去，所以刘伯温的原则是立事为公，远权避谤。

　　明朝开初，朱元璋身边虽然人才济济，但刘伯温是担任丞相的最佳人选，这一点朱元璋心里非常清楚，他曾经两次征询刘伯温的意见，刘伯温深知在当朝淮西人一统天下的局势下，自己很难与之争锋，丞相人选只能从淮西旧部中产生。因此第一次刘伯温推荐了李善长任相，朱元璋也照刘伯温的意见做了。

　　题外话：

　　谋士一般很难有好下场，因为他们对帝王的长处和短处知道得太多，看得一清二楚，有些时候知道得太多，看得太清不一定是好事，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当帝王的权力和利益受到威胁时，帝王会毫不犹豫的向谋臣举起屠刀，卸磨杀驴是帝王惯用的伎俩，否则就应功成身退。即使帝王慷慨地给权，也要警惕那有可能是致命的诱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