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际会
1945~1950中国内战
美国的烦恼
作为国际新霸主，美国在1945年处理亚洲事务时比较烦。
在二战的中后期，从“孤立主义”中走出来的美国意识到，自己是这个星球当仁不让的首领，必须由美国主导世界新秩序的建立。当然，世界这么大，美国需要帮手，也就是需要一群听话而又有实力的盟国。。
放眼世界，德国、日本、意大利这些轴心国列强将被彻底击败并被严密“看管”起来，失去对世界的控制力；而英国、法国这些同盟国列强虽然与美国关系友好，但被二战弄得元气大伤，有心无力，帮不了美国太多的忙；而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苏联，虽然力量雄厚，却是个共产主义帝国，还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主心骨，与美国亦友亦敌。如何按照自身利益需求建立战后世界新秩序，美国政治精英们绞尽脑汁。
在亚洲，中国是美国的最佳盟友选择。
1940年代初的亚洲国家中，日本是实力最强大的。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崛起，自1894年甲午战争击败中国后已经成为亚洲的老大。但偏偏日本视美国为死敌，于1941年12月发动的震惊美国的“袭击珍珠港事件”，从此美日两国在太平洋上鏖战不已，数以十万计的美军将士命丧日本人手中，此时日本不可能成为美国的盟友。作为亚洲的头号敌人，美国必须好好修理日本。但在战斗意志强悍的日军面前，美军在亚洲急需一个有强大作战力量的帮手。
美国首先想到的是老朋友英国，因为中国香港、新加波、马来西亚、泰国、缅甸等都是英国殖民地。但此时的英国在欧洲和北非战场忙得焦头烂额，日军南下东南亚的时候已经把这里的英军横扫了，英国自身实在没太多兵力派来亚洲帮忙。
而中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是亚洲面积最大（120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最多（四亿多人）的国家，实力最为雄厚。虽然十九世纪以来中国陷入衰落，战乱纷扰，但若中国能结束战乱，在和平的环境下发展，肯定能成为亚洲国家之中最具影响力的。在1941年12月美国正式对日本宣战以前，中国已经顽强地与日军对战了4年多。虽然日军多次在会战中取胜，攻陷了中国华北、华东大部分地区和华中、华南部分地区，但中国华民政府没有象法国那样向德国投降，而是坚持抵抗到底，用广阔的纵深国土和充沛的人力资源不断给予强悍的日军重大杀伤，让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也无可奈何。中国政府坚强的与日军作战意志，让视日本为死敌的美国大为欣赏。1942年1月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国情咨中说，“千百万中国人民在漫长的4年半里顶住了轰炸和饥荒，在日本武装和装备占优势的情况下仍然一次又一次地打击了侵略者。”之后罗斯福又明确表态：“我们必须帮助中国进行现在的卓越抵抗和以后必然来到的反攻———因为这是打败日本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制国家，效仿欧美推行民主制度，与美国的政治理念很是接近。中华民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的关系紧密，互动频繁而且表现出强烈的与美国合作愿望。对这样一个具有极大潜力和与美国关系良好的亚洲大国，美国当然要把中国作为对日作战和建设战后亚洲新秩序的最重要盟友。
所以，从1942年开始，美国就不留余力的援助中国，提升中华民国军队的实力和维持政府的经济运作，并在国际上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地位。
1942年1月，美国邀请中华民国参加在华盛顿召开的26国会议，并发布了《联合国宣言》。在宣言发布仪式上，罗斯福公开宣布”建立中国战区”，其中涵盖中国领土之外的缅甸、越南等国，并由中华民国领袖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总司令。这是近代史上中国领导人首次成为亚洲重要国际组织领导人。
1942年10月，在美国的提议下，美国、英国驻华大使与中国政府开始废除美、英在华领事裁判权及其它有关特权的谈判。1943年1月，美、中代表在华盛顿签订，“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条约和换”（亦称为“中美平等新约”），宣布废除所有之前美国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同时英国也与国民政府签订类似的“中英平等新约”（只是在英国坚持下保留了香港作为英属殖民地地位）。之后，法、荷等国也跟进。从此，中国自清朝中后期以来与诸多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宣告废止，从而使中国政治、经济、外交走上彻底的独立发展道路。
1943年10月，在美国的强烈要求下，中国作为莫斯科会议后《普遍安全宣言》的四个联合签署国之一，与美、苏、英一起宣告要在二战后建立维护秩序的世界新组织，从而奠定了中国成为战后新秩序主导国之一的地位。
1943年11月，美国邀请了蒋介石以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中华民国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参加了重要的开罗会议。会后，美、英、中三国首脑发布了重要的《开罗宣言》，宣告要联手击败德国、日本、意大利等轴心国，获胜后要把日本侵占中国的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领土归还给中国。
1943年12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废止排华法律，从此合法进入美国的华侨可以正式成为美国公民，宣告了“华人与狗不得进入”时代的结束。
19年8月，又是在美国的强烈要求下，中国与美、苏、英三强一起，在美国敦巴顿橡树园举行发起联合国的重要会议。10月，美、苏、英、中四国同时公布《关于建立普遍的国际安全组织的建议》（亦称《联合国组织草案》）。从此确立了中国作为即将成立的联合国创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
1945年2月，在美国的支持下，中国与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等五国一起，在美国旧金山召集了50多个国家代表召开联合国制宪大会。4个月后的6月25日，迂回各国代表一致签署《联合国宪章》。10月24日，美、英、中、苏、法等多数签字国送交了批准书，《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联合国正式宣告成立，中国成为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从1939年到1945年8月，美国共向中国提供了6.98亿美元的贷款，其中最大的一笔是1942年3月提供的5亿美元政府财政信用贷款，这笔贷款竟然不计利息、无担保、无偿还年限，条件极其优惠。抗战八年，中国经济损失高达500多亿美元，美国的这些优惠贷款无疑对支撑战时中国经济运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除美元贷款外，美国还在抗战时支持来华对日作战的美国支援航空队（就是大名鼎鼎的“飞虎队”），运用美国租界法案向中国提供了价值8亿多美元的汽油、药品、汽车、机械和武器弹药等急需的战略物资，并承诺提供60个师的美械装备。有近万名美国军官、技术人员来华进行指导，上千名美军飞行员在中国进行对日作战。这些重要的物质和专业人员为中国坚持抗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
可以说，1945年前美国对外提供援助当中，中国是除了欧洲、苏联之外的最大援助对象。美国政府全力在外交、军事和经济方面支持中华民国政府，期望国府能够从受早期日军的重创当中快速恢复过来，提升战斗实力，在远东战场给予日军重大杀伤，始终拖住在中国战场（东北除外）的100万以上日军。
但国府的表现则让美国感到失望。
在1942年大批美国援助到来以前，国府只有来自苏联、德国的一些外援，1939年后更是陷入孤立无援状况（此时美国还未卷入世界大战）。就在这种艰难的状况下，国府于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奋起反击，与一百多万的强悍侵华日军进行艰苦卓绝的大作战。从1937年8月到1942年1月共53个月时间里，国府在中国境内组织了淞沪会战、南京包围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晋南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和第三次长沙会战等共15场大型会战，占整个抗战所有22场大型会战当中的近七成，此外还有数以万次记的各种规模战斗，杀伤日军超过50万人次。这其中，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的双方投入总兵力达到百万人，打得惊天动地；而国军在上高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取得完全胜利，重挫兵锋正盛、气焰嚣张的日军，被国际媒体广泛称赞。
而在1942年大批美援进入中国后，国军反而变得大不如以前。此时日本已经发起对美国、英国的太平洋作战，大批日军主力南下入侵东南亚国家，剩余在华日军数量和质量均有所下降。而从1942年2月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共42个月时间里，国府只组织了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和湘西会战等7场大型会战。这当中，没有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那类百万兵力级别大型战役。而最令19年4月至11月，在日军在因太平洋战场受挫而发起“一号作战计划”，其中经历了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系列大战当中，国军一败涂地，损失超过45万人，接连丢失洛阳、衡阳、桂林、柳州等重要交通城市，几个美国援建的重要机场和大批美援装备落入敌手。如此惨重的失败，并丢失如此之多美援装备，让美国军政高层大为恼火。这七场会战中，国军唯一取得完全胜利的湘西会战，还是在1945年4月至7月日本即将投降前夕进行的。
美国原本以为，在1937年至1942年初对日作战如此生猛的国军，在巨额美元贷款和美援武器弹药补充以及美军空军的助战下，应该取得比1942年前更佳的战绩。但之后国军的表现实在差强人意，面对数量和质量都不如以前的敌人，有美国强力支援的国军竟然显得畏手畏脚，不但没有给予日军强力反击，还给走下坡路的日军打得接连丢城失地。
究其原因，美国驻华的高级军官和外交官认为，中国底层官兵吃苦耐劳而且战斗意志坚决，但国府高层腐败横行，贪污严重，造成美援使用效率的低下和国军士气的低落，从而导致国军在战场上的表现不佳。时任中国战区总参谋长的美国将军史迪威对国府统帅蒋介石等高层就十分不满，曾经多次强烈要求由美国驻华军官来直接使用美援、训练和指挥国军作战。
国军1942至1945年对日作战的不佳表现，让苏联等同盟国家看不起，认为中国在同盟国中只能算二流国家，没资格位列核心国家之一。若不是美国极力支持，中华民国根本无法成为联合国创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在1943至19年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大规模反击日军并取得节节胜利，逐渐逼近日本本土。此时美军参谋们曾经设想在靠近日本的中国华北地区大规模登陆，然后在那里建立反击日本本土的前进基地，从而近距离攻击日本诸岛。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中国的华北和东北地区将直接被美军控制，就不会有以后苏军进击东北，中国内战形势很有可能因此彻底改变。
但在19年，国军在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而发动的“一号作战”攻击下正经历一系列失败，收复华北是个遥远的目标，根本无法有效配合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取胜形势。而同时在欧洲和太平洋两线分别对德、日作战的美军，也无法在欧洲战场正酣的时候派出大批陆军登陆中国华北作战。到1945年初，美军统帅部放弃了在登陆中国华北地区作战的计划，改由海上采用蛙跳战术从日本南面进攻日本本土。
日军对美军的反攻进行了超乎异常的顽强抵抗，从瓜达尔卡纳尔岛到冲绳岛，日本本岛外围战役场场都是血流遍地的恶战。美军虽然屡屡得胜，但次次都要付出上万人伤亡的代价。如血腥的1945年2月至3月进攻硫磺岛一役，美军就阵亡了6多人，还有21000多人负伤。在整个太平洋战场上，美军伤亡数字达到了可怕的50多万人次。美军参谋部预计，面对死硬的日本军国主义，在进攻日本本岛时，美军还要再付出上百万人的伤亡代价。
美国是个极其重视人权的国家，政府一定要顾虑民众对美国军人死伤过多的反感态度，如此高昂的人员死伤代价是难以承受的。如果真的在对日攻击作战中死伤超过200万人，就算取得最终胜利，美国社会必然被如此惨重的人员伤亡激发强烈的动荡，当届的美国政府也会在民众抗议声中倒台。因此，在中华民国政府这个扶不起的阿斗面前，美国不得不在亚洲寻求别的合作伙伴。
但此时放眼整个中东之外的亚洲，印度尚未独立，剩余东南亚和中亚小国实力太弱，除了中国以外，就是找不到可以有力帮助美国击败日本的亚洲国家。恨铁不成钢，美国政府高层对中华民国政府满腹牢骚却又无可奈何。
无奈之下，美国只能求助于横跨欧亚大陆的苏联来帮忙击败日本。
在二战时期，由于轴心国这个共同强敌的存在，美国与苏联摈弃前嫌，关系前所未有的良好。为了支持苏联在其西面与德军作战，美国向苏联提供了总价值高达150多亿美元的巨额军火和战略物资。而苏联也没有辜负美国的期待，动员了1100多万的军队，与550多万精锐德军极其部分轴心国附属国军队鏖战不已，期间经历了多场上百万人规模的大会战。这其中，苏联最终惨胜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被认为是整个二战的转折点。1941到1945年，苏军在欧洲东线战场共歼灭了以德国为主的轴心国军队750万人，把入侵苏联的轴心国军队击败并反攻进入波兰、德国等欧洲国家。苏联人虽然付出了高达1600多万人的伤亡和被俘人数代价，但苏军在欧洲战场上坚不可摧和气势磅礴的表现，无可争议地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和世界大国地位。
苏军能在欧洲击败德军，当然也能在亚洲击败总体实力不如德军的日军。1939年诺门坎战斗中，苏军就把进犯的2万多日军打得大败，日军第23师团几乎全军覆灭。到了1945年，更加强大的苏军肯定能狠狠教训日军。
自1943年轴心国败象呈露开始，美国就在认真考虑同盟国胜利后如何部署世界新格局。苏联实力雄厚，却是个声称要“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是天然的敌人。苏联还支持欧洲和亚洲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夺取政权，肯定会威胁到战后美国在全世界推行民主政治理念的进程，美国当然不可以把苏联作为牢靠的盟友来对待。在二战后期，美国已经对苏联充满戒心，处处想着如何限制苏联的猛烈发展势头。
但在19年底、1945年初选择彻底击败日本的帮手时，由于中华民国政府的槽糕表现，在亚洲又没有其它国家可以替代，为了减少人员伤亡的美国在烦恼之中别无他选，不得不寻求苏联的支持。
1945年2月，美、苏、英三国首脑在苏联雅尔塔进行秘密会晤，商讨如何彻底击败德国、日本两个轴心国，同时也探讨战后世界格局划分。这是三国首脑为了各自利益需求交换条件的重要会议，并没有通知中华民国政府参加。会晤中，美国总统罗斯福向苏共总书记斯大林提出，希望在欧洲击败德国后，苏联尽快废除1939年与日本签订的《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要求苏军在德国投降后2个月内，在亚洲远东地区出动大军进击盘踞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精锐日本关东军。斯大林借机向罗斯福提出了“恢复俄国在远东利益”的出兵条件，要求获得日本的库页岛和千岛群岛，还要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的现状，并在中国东北获得旅顺港和大连以及中东铁路的控制权。对此罗斯福表示同意，而英国首先丘吉尔没有反对。这样，为了换取苏军向东进击日本关东军，以配合美军攻击日本本土作战，美国同意苏军进军中国东北并在东北享有特权。当然，为了限制苏联的野心，美国也要求苏联承认东北主权属于中国。
在1945年初的美国政府看来，为了尽快解决日本这个难缠的死对头，给予苏联一些甜头以换取苏军出兵是必要的；虽然牺牲了一些中国的利益，但这只能怪国府军事上太不争气，否则就不会有美国盛情邀请苏军出兵东北的事了。
而美国也认为，雅尔塔协定中规定苏联要尊重中国领土完整，这样战后中国能建立一个统一国家，在美国支持下恢复元气。美国政府高层认定，中华民国政府是个亲西方、反对共产主义的政府，从长远来看，统一而复兴的中华民国，将不会成为苏联的附庸，必定会站在美国这一边，成为美国处理亚洲事务的好帮手。从这个角度看，请求苏军出兵中国东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如何彻底击败日本这件大事上烦恼的同时，美国还烦于与蒋介石打交道。从美国在亚洲未来利益角度出发，需要一个顺从于美国意愿的中华民国政府。而美国政府高层在与国府交往中，却觉得国府领袖蒋介石是个令人头疼的家伙。
虽然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曾受美国学校良好教育、会说一口流利美式英语；而蒋介石在宋美龄的影响下，也于1930年成为了基督教徒。但受中国传统教育熏陶长大的蒋介石，却是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坚持“中国的事由中国人做主”，不愿作为一个完全听从于美国的跟随者。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热烈欢迎美国的援助，但却同时抵制美国政府对中国事务的深度介入，更是拒绝由美国来掌控中国军队、财政和人事。在美国看来，蒋介石善于把握微妙的国际关系，总是能利用大国间的矛盾来巩固自己对中国政权的领导下。如在1942至19年间，每当美国政府企图逼迫国民政府交出军政控制权时，蒋介石就会派人秘密与日本谈和，并故意把有意与日本单方面媾和的意图透露给美国，摆出一副“不让我如意，我就与美国的死敌和好”的样子，这招总是能让美国方面软下来，不情愿的对蒋介石让步。
美国政府看到，与击败日本这个美国最关心的亚洲事务相比，蒋介石更关心的是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在如何动员中国军事力量投入对日作战这件事上，蒋总是不完全服从美国的意愿。
美国注意到，国府统帅蒋介石无法有效使用数额巨大的美援，而且在分配上大部分投给蒋认为最亲信的中央军，人数众多的各地方军队则得到较少，导致有些地方军阀认为蒋介石严重不公，故意借日军之手来消除蒋所不太信任的地方军队。到抗战中后期，国军内部中央军将领与非中央军体系将领矛盾激化。在1942至19年，有60多名非中央军体系的高级国军将领带着40多万部队向日军投降。
美国政府高层认为，1942年之后国军战场表现不佳，与国府腐败盛行有很大关系，而作为多年国府领导人的蒋介石难咎其责，是蒋介石对亲信的纵容和包庇，导致国府反腐不力，许多军政要员贪污受贿而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巨额美国援助的美金和物资被这些贪官中饱私囊。到过中国的史迪威总参谋长、赫利尔大使、魏德迈将军、华莱士副总统等美国高官，多次当面向蒋介石要求有效治理腐败问题，但这件美国认为很严肃的大事总是不了了之，这让美国高层很光火。
此外，美国还发现蒋介石有强烈的独裁倾向。从1938年初开始，国府控制的中央媒体就不断宣扬“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军队”思想，大有排斥除国民党以外其它政党和蒋介石以外其他领导人的趋势。蒋介石把重要的政府和军事职位安排给听命于自己的亲属和亲信，如小舅子宋子任行政院长、自己连襟孔祥熙任财政部长、老部下何应钦任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等等。抗战时期，中华民国实行特别的战时制度，国民议会权力被大大削弱，所有国府军政大事，都由蒋介石个人把控的全国军事委员会来决定，无需经过民主选举的国民议会讨论。这在大力推行美式民主政治的美国看来，蒋介石执政的方式是非民主的，而当时中国媒体上诸多对国府独裁的批评言论让美国更加确信这种判断。
在美国政府高层看来，扶持蒋介石这种不太听话、反腐不力而且有独裁倾向的中国领导人，对培养中国成为听命于美国的民主国家很不利，效果不佳，而且会让美国背上“支持腐败独裁者”的骂名，花钱费力又不讨好。因此，美国政府许多高层人士对蒋介石相当不满，罗斯福总统曾私下表示过希望在中国“寻找有民主精神的政治领袖”。
但与在亚洲找不到击败日本好帮手的窘境一样，美国在中国也找不到可以替代蒋介石的合适领袖。
1940年代中前期中国的局势是极其复杂的。那时的中国是个庞大而又落后的农业国家，现代工商业刚刚兴起，就被日军入侵所打断现代化进程，战火纷飞，全国上下一片混乱，中国有被日本吞并的危险。若中国向日本投降，广袤中国大地上的矿产和人力资源为日本所用，则日本实力必将大大增强，美国将更加费力去对付日本，这是美国极其不愿看到的情形。而蒋介石虽然不是美国高层心目中那种听话而又民主的领导人，但却是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蒋一直坚持带领着孱弱中国顽强抵御凶悍的日本入侵者，坚守民族独立自由的底线，坚忍不拔地抗战到底，这点非常符合美国的亚洲利益需要。
放眼望去，美国政府在当时中国的政界中找不到可以替代蒋介石的人物。汪精卫这个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投靠了日本，何应钦、宋子和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等国民党其它高层能力有限，阎锡山、龙云、白崇禧等这些地方军阀无法统领全中国，李济深、张澜、曾等这些民主党派领导人根本与蒋介石相比不在一个档次，而中共领导人则是美国无法完全信任的。算来算去，为了中国继续抗击日本的大业，美国只能隐忍不发，带着不满继续支持蒋介石的领导。为此，美国政府于19年10月召回了公开与蒋介石闹翻的盟军中国战区总参谋长史迪威上将，改由与蒋介石关系良好的魏德迈少将接替。
美国政府的烦恼还没算完，因为国府对外不仅不能有效帮助美军进击日本，就连国府自身能否完全统领中国也存在严重问题。
从1940年开始，美国就注意到中国内部存在着一股强大的独立势力：中国共产党。自1937年抗战爆发，曾经岌岌可危的中共抓住机遇，深入敌后华北、华东日军占领区进行发展。那时中共根本得不到美国、英国等外部援助，苏联对中共的物质援助也没有办法到达中共控制区，国府中央所给予资助甚少，甚至后来还极力限制中共发展。就在这种极其不利的情况下，中共竟然靠自身努力开创出了一片天地，到19年时已经发展到拥兵超过50万人、控制区域超过百万平方公里。装备落后的中共武装，顽强地在日军控制区生存下来，并给予日军有力打击。与国军享有大批美国援助而又对日作战不利相比，中共武装的出色表现令美国高层眼前一亮。
在1940年12月“皖南事变”发生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向国府统帅蒋介石明确发出警告：不希望中国陷入内战，希望国共两党和平共处。
1943年6月，在盟军中国战区总参谋长史迪威的要求下，美国驻华大使馆秘书戴维斯和谢伟思完成了一份10页纸向美国白宫提交的关于中国党政治形势的报告，较为详尽地分析了国府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存在的分歧与斗争及美苏卷入这一斗争的危险性，认为国民党和中共都是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和独立倾向的中国政党，两者都不会全面倒向苏联，美国不应深入干预国共政治斗争。最后，戴维斯在报告中提出了美国与中共方面直接进行接触的大胆建议，并主张向中共控制区派驻美军观察员，以便直接与中共接触和联系。此报告受到美国高层的重视，为了中国的和平统一，美国高层认为国府应该与中共进行共同组建联合政府的谈判。
1943年12月，在美、英、中三国首脑举行的开罗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总统就口头向国府统帅、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表达了希望国民党与中共能够组织一个联合政府的愿望。
19年2月，罗斯福总统正式电告蒋介石，说为了华北、西北区域作战需要，要派遣一个“美国军事观察小组”到华北中共控制区去。蒋介石当然不希望美国与中共有官方的直接接触，所以一再拖延。
19年6月，河南地区国军在日军“一号作战”发起后惨败，损失十几万正规军，多个重要城市沦陷。这时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他毫不客气地当面对蒋介石批评国府作战不力，并指出有大批精锐国军不是放在对日作战、而是用在监视中共军队上。华莱士强烈要求国府配合美军向华北地区中共控制区派遣观察组，这下子蒋介石不得不同意了。
19年7月、8月，以戴维·包瑞德中校为团长、谢伟思等人为成员的美军观察组共18人，分两批到达延安。对美方军事观察组的到来，中共高层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敏锐的发现，这正是与美国政府直接接触的大好时机。当其时，毛泽东正在延安集中高层干部，开展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这一政治大运动的本质，就是要打击以王明这个苏联派回中国干部为首的“苏联派”，从而彻底树立起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共“本土派”的绝对权威。美方人员的到来，使得毛泽东感觉到，在这场与“太上皇”苏共的争斗中，可以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制衡苏联。于是，中共高层对美方人员表示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友善。
19年8月15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该社论热情洋溢地称赞美军观察组成员为“可敬的战友”。中共高层安排美军观察组办公室就在中共陕甘宁边区司令部旁边，让这些人员享受当地最好的食宿待遇，安排他们参观中共控制区的建设成果和军事力量。
为了让美军观察组感觉政治气氛融洽，中共特意撤下观察组所到之处的反国府和反美标语口号。毛泽东等高层还多次与代表团成员长谈，主动表示认同美国政府的普世价值观，希望未来的中国是独立、自主、明和富强的国家，并表示认同美国更多参与中国事务。周恩来曾向美军代表说：“中共欢迎盟军统一指挥中国军队，而且指挥官必须是美国人。”在1945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甚至向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希望“能秘密安排中共高级代表访问美国”。1945年3月美军带包谢伟思第二次访问延安时，毛泽东亲口对他说：“美国不仅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唯一最适合国家，而且是完全有能力参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唯一国家…。”
19年毛泽东与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等人在延安多次交流，毛甚至向美方建议美军在中国华北大规模登陆，开辟对日攻击新战场，借此希望美方向华北的中共部队提供武器和物资援助。
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对中共控制区内那种朝气蓬勃、团结奋进的气氛所吸引。美军观察组成员深入到中共在各地控制区考察，对中共推行的三三制政府机构（即各级政府机构中，中共党员占三分之一，非中共的左派人士占三分之一，和中立的乡绅人士代表占三分之一）这种民主协商机制很是认同，也实地考察了中共指挥的武装队伍。观察组发回美国的报告中给予中共高度评价，认为中共有坚强的领导能力，统治有方，受民众支持，军事部队士气高昂而且有相当战斗力；而中共在抗战中，虽然保持与苏共的紧密联系，但并没有得到苏共的什么实质性军事援助，中国共产党有相当的独立性；更为重要的是，中共在其控制区内推行的平等、民主、追求进步的执政理念，符合美国主流价值观。
在延安，美军观察组饶有兴致地参观了中共主导的土改结果，认为中共推行的这一政策符合大多数中共农民的需求，促进了农村生产力，也给中共带来相当的支持力度。美军观察组成员看到，绝大多数中共党员是农民或出身农民家庭，支持者也以在土地收益上获得好处的农民为主。据此，美军观察组认为“中国共产党员首先是中国人，然后才是共产主义者，更多是土地改革主义者，而非共产主义者”。
二战时期，美国在中国收集到的情报显示，中国共产党虽然是苏联1920年代向中国输出红色革命的诞生物，但自1936年本土派的毛泽东确立为中共实际最高领导人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政府注意到，毛泽东是中共第一个并非由苏共指定而产生的最高领导人（毛是在中共武装长征过程中面临生死存亡时刻被大家推举为领头人的），毛在中共领导人当中一直表现得极具个性，曾经并不为苏共高层所喜欢，而莫斯科方面是在1943年前后才不得不承认毛在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地位。美国政府留意到，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自身独立性很强，往往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来灵活处理苏共发出的指令。如1941年德国从西线入侵苏联时，苏共曾指令中共主动大规模向各地日军出击以缓解苏联东线的压力，但毛泽东并没有执行——因为毛认为这样做是以卵击石、毁灭中共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武装。此外，1942~1945年间，每次当美国高层与苏共领袖斯大林谈起中共时，斯大林总是用轻蔑的口吻说中共与苏共没什么关系，还说中共是“奶油式共产主义者”，言下之意是中共不过是假冒共产主义的中国政党而已。因此，美国政界认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是个有着强烈民族主义和农民运动色彩的中国政治派别，而非完全依附于苏联的共产主义政党。
抗战时期，从中共高层到其控制下的媒体，如《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经常发表关于民主和自由的言论，歌颂美国成就，时不时还发出“向美国学习”的声音。从美国驻华人员从公开场合收集到信息，到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考察报告，都反映中共“虽然是共产党组织，但却是有别于苏共、有独立性的特殊中国组织”。相对于对国民党那种混乱、昏庸、贪腐的执政表现，美国政府对中共的印象却是大为良好，认为中共作为中国主要政党之一，是开明、民主、进取的，而且是对美国态度友善的新型共产主义政党。于是乎，不少美国军政界高层都支持中共。时任同盟国中国战区总参谋长的美国中将史迪威，就曾在与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争吵，公开声称要“用美国援华武器武装中共的二十个师”。而美国派驻延安的军事观察组，也曾向中共表示：可以考虑提供25000人以下规模的游击队武装。
从驻延安美军观察组报告和各方面收集信息，美国判断中共已经成为中国第二大政治实体，而且中共已经建立起独立于国府之外的政权，拥有自己的政府、法律、军队和财政体制，基本不理会国府中央的指令，中国已经陷入分裂。事实上，从1939年开始，中共军队就一直与国府军队为争夺控制区而军事冲突。只是在日军这个共同外敌面前，中共还没有与国府公开扯破脸皮而已。
在19年12月，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学习希腊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经验，准备以中共为主导，在沦陷区建立名为“解放委员会”的准中央政府，并为此成立了“解放委员会筹备委员会”。这实际上就是准备建立中华民国政府之外的“第二个”反法西斯中国政府，公开与国府分庭抗礼。1945年6月中共七大决议中，说明要在1945年底前召开“全国解放委员会代表大会”，并公布了各地代表人数和选举办法。中共成立“全国解放委员会”的举动，将造成中国的重大分裂。
在1940年代，对于美国而言，统一而领土完整的中国才符合其在亚洲的利益。若中国分裂，则实力大减，而且分裂出来国家之间会相互制衡，就更加无法与当时亚洲第一强国日本抗衡，也就帮不上美国什么忙。此外，分裂的中国将给北方的苏联极大机会入侵，强大的苏军可以通过中苏陆地边境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中共可是苏联培养出来的共产主义小兄弟，对中国领土素有野心的苏联将有可能借机吞并中国东北、新疆和内蒙地区，这样苏联的实力将大为扩张，成为亚洲第一影响力大国，而这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
救人救到底，对国府表现不满、对蒋介石心里不爽的美国政府，为了确保中国是个统一的民主国家这个大的战略目标，带着“怒其不争”的复杂心情，直接介入中国事务，极力促成国共两派合作。
其实早在19年1月的时候，同盟国已经取得对日本作战优势的形势下，看到国府在美国援助下实力大大加强的中共高层，主动通过国府军事委员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向国府中央表示愿意派出高级代表与国府进行和谈。19年5月，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国府派出代表王世杰、张治中，与中共代表林伯渠在西安进行了两派合作的商谈，就如何将中共军队和控制区归属中央进行交流。由于双方对中共军队编制数量和中共控制区如何归属中央方式分歧很大，这次和谈到7月时暂停，但双方代表一致保持书信往来。对这次国共和谈，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高思高度关注，并在美国白宫政府的授意下表示支持双方和谈的努力。
19年8月，美国前任陆军部长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特使来华，向蒋介石明确表达了美国希望国共两派和平共处、建立统一国家的期望。
之后的19年11月，赫尔利带着按照美国对华意愿起草的《国共协议之基本条件》飞抵延安，并热情的要求中共领导人毛泽东认同这份件中的五点内容，其中包括：
（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
（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拥护为了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的原则。双方将遵行为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
（四）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
（五）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
对这份美国提出的国共和谈五项基础条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高层紧急研究，稍作修改后，由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在件上签字，而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身份也签了字。之后，中共派出周恩来陪同赫尔利返回重庆，进行进一步国共磋商。
19年11月，赫尔利正式接替高思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继续积极斡旋国共和谈。
1945年2月，赫尔利提出明确建议：（一）国民政府邀请国民党及其他政党代表及某些无党派人士，召开协商会议；（二）协商会议将考虑：(a)采取步骤，结束一党统治下的训政时期，建立立宪政体；(b)将来遵循的共同纲领；(c)、统一军队；(d)非国民党成员参加国民党政府的方式。如果会议得出一致结论，这一建议即提交国民政府公布。对此，中共坚持要先讨论如何建立联合政府，再决定是否交出控制区域和中共武装，以免被国府借“统归于中央政府”的名义吞并解放区和军队。至此，双方和谈陷入僵局，周恩来返回了延安。
但美国依旧对中共充满期望，在1945年4月重要的联合国制宪大会召开时，美国政府明确要求国府派出代表中要包含中共代表，这样才有了董必武这位中共党员见证联合国成立大会的历史时刻。
而热心的美国则坚持不懈，不断地给国府压力要进行国共和谈。果然，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国共又进行了一次认真的和谈，这次和谈是最高层次而且意义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