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际会
1945~1950中国内战
紧张的毛泽东
与蒋介石不同，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毛泽东处于精神高度紧张状态。
毛泽东的紧张不是因为害怕中共被国府立即消灭，而是因为看到了中共拥有分足鼎立能力、但国际局势却严重不利于中共的态势所致。
此时的毛泽东，与蒋介石一样，正处于人生事业的一个崭新高峰。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带领的是拥有120万党员、指挥90万军队和控制上百万平方公里解放区的中国共产党。中共在中国发展走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远远超出1934年红军全盛时期。此时，通过1941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和1945年4月至6月的中共七大，，“毛泽东思想”已树立为所有中共各级组织的统一指导思想。中共内部已再无“莫斯科派”、“张国焘派”或者“白区派”这类可以挑战毛泽东权威的异见派别，***、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这些中共核心层领导都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军中各地统兵大将刘伯承、林彪、徐向前、聂荣臻、贺龙、陈毅、粟裕等均完全听命于毛，因此毛的指令上下畅通无阻，均能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
毛泽东当然不会视那500多万国军部队于无物，他很清楚国府拥有远比中共强大得多的军事力量，此时的中共是个“中央政府”之外的独立政党，而且是国府眼中要消灭的“敌对异己”。但在长期与国府的斗争磨练中，经过抗战八年的大发展，毛泽东已经确信：国府运作存在巨大问题，朝气蓬勃而又团结奋进的中共，在自己的领导下，必然大有作为。
此时的毛泽东，对自己充满信心。作为曾经担任过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国共决裂后又创建了中共首个农村根据地的毛泽东，经过二十多年的历练，时年51岁，正是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和思想成熟的大好时光。酷爱精读中国史书、而又长期在基层摸爬打滚的毛泽东，已经对中国这个复杂而又落后的半封建社会有了深刻而精准的认识，对自己如何在中国未来命运中发挥作用也有了清晰而正确的概念。
有别于苏共重视领导工人阶级发起“城市革命”，毛泽东作为中共内部产生的“本土派”领导，从1920年代起就关注在中国农村发展中共力量。毛泽东很早就认定，与苏联不同，在当时中国这种混乱、工业落后、大多数人口分散于广大乡村，而乡村基层缺乏有效政府力量的国家，农村是中共唯一可以大规模发动人力、物力的地方，这样才有实力与国府对抗。从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这些章总结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共政权存在与发展的原因和条件和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从开始正式执掌中共中央的1936年到1939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理论著作，正式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
毛泽东对国内外形势判断和对大局把握的正确性，已经在1935~1945年的十年间得到充分的证明。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临危受命负责红军军事后，毛泽东带领剩余3万多红军躲过几十万国军追剿，辗转周折到陕北安顿下来。在陕北红军难以为继的紧要关头，1936年12月，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巧妙利用地方军阀与国府中央的不和，顺应国内抗日呼声浪潮，成功地假借苏联力量，策动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发起了逼迫蒋介石同意收编红军的“西安事变”，中共武装得以喘息生养。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毛泽东提出的“深入敌后独立发展”战略取得巨大成功，在国府政权被日军赶走、而日军又无法深入控制的广大华北和华东乡村地区，极其擅长农村工作的中共基层组织如鱼得水，爆发出巨大的力量，短短3年时间就让中共控制武装由剩余3万多人扩大到近百万之众。这巨大的成就，得益于毛泽东远大的目光和非凡的智慧，也使得毛泽东无可争议地受到中共党员和干部的高度拥护。
与国府统治区实行党、政、军三足分立不同（为防止军阀割据局面，中华民国法律规定军队不得干预地方政治，而国民党也不能直接指挥军队或各地政府，国民党各地机构主要任务之一是监视驻军和地方政府行为），中共对军队实行“党指挥枪”的绝对控制，部队里由中共任命的政治委员拥有极大的人事权力，在某些特殊时刻还可以关押部队最高军官；中共在各级党委也牢牢掌控各级政权，党委书记是各级政权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拥有绝对的决策权。中共把政、军统归于党指挥的“一体化”做法，使得中共控制区内政令畅通，反应迅速，中共中央的决策能很快传达并被执行。
与中国千年流传下来的乡绅代理统治农村方式不同（直到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在农村都没有设立公办管理单位，而由当地乡绅代表政府施加管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极其重视农村，把政权组织深入设置到中国最广大的基层。在中共控制区内的每一条村，都设有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中共的每一条政令，都能够迅速有效地落实在农村基层。
在1940年代初，毛泽东就已经确信：中共的基层动员能力强大无比，从中央到基层的运作效率也远远超出国民政府，只要能拥有100万平方公里控制区和1亿万人口，中共就能组建100万人以上的大军与国府抗衡。抗战时期，在中共控制大部分的山东省，当时有4千多万人口，中共山东军区就拥有27万正规部队外加超过100万人地方民兵。
在19年，国府在日军发起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的“一号作战”之后经历了一系列惨败，丧失了洛阳、衡阳、柳州、桂林等多个重要交通城市，损失兵力40多万人，原本就少的工厂企业被摧毁60%，重要的粮食和棉花产地落入日军手中，国府实力遭受极大重挫。在这一时期，中共武装利用华北、华东地区日军大批南下作战之机，迅速扩张，到19年底已扩到60万人。
同时，毛泽东也敏锐地发现：抗战爆发后，占中国总人口80%以上的3亿多农民中，绝大多数人不认同国府统治、而是同情共产党。在抗战之前，中国农民对国共政党之间的倾向性并不明显，这也是中共早期土地革命没有成功很重要的原因。而在日本大举入侵后，随着国府财政主要来源地的东南沿海通商地带陷落，国府不得不把沉重的国家税赋负担转移到内地农村。为了解决战时财政问题，国府从抗战刚一开始就实行所谓“田赋收入归中央”强征政策，并派了大批人员到基层征粮、征钱和征兵。由于国府基层运作效率低下，加上中间环节的有权人士盘剥侵吞，因此国统区内农民负担陡然增加了100%以上，生活水平极大倒退，农民对国府怨声载道，甚至暴力反抗。据不完全统计，在1937~1945年间，国统区内发生了3000多起超千人规模的农民骚动。而这些农民骚动起因，绝大多数乃国府基层管理人员的贪污腐败、敲诈勒索激发民愤所致。
与之相比，虽然中共控制区内农民负担也比较沉重，但中共对党员干部严格监管，并在基层政权组织上实施了温和的“三三制”（即县、乡级政权人员中，中共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因此中共控制区内呈现清廉、开明、民主的良好局面，农民对此很是欢迎，中共控制区内几乎没有发生过国统区那种大规模的农民骚动。
由此，1945年时的毛泽东认定，国府内部统治问题若不改善，只要中共保持一贯的团结自律和奋发进取精神，就一定能在“抗日救国”的大旗下，依靠广大中国乡村资源，不断壮大军事实力，最终缩小与国军差距、甚至有可能超越国军。在“枪杆子出政权”的中国，军事实力就意味着统治权，中共武装的扩张，是中共与国府分庭抗礼、甚至扳倒国府的根本所在。对此，毛泽东充满信心。
19年4月日军发起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后，国府受到重挫，损兵失地，国内人心震动，国际盟国对国府大为失望。在国府力量大为下挫的时候，毛泽东开始考虑由中共主导建立除重庆国府以外的第二个中国抗日政府。在19年12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筹建“解放委员会”的公，参照南斯拉夫共产党、希腊共产党等欧洲共产党的做法，准备在日军攻陷区成立第二个反法西斯中国政府。在1945年6月结束的中共七大上，“解放委员会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被提为重要议程，各级中共组织也积极准备在1945年底召开这一重要的会议。若“解放委员会”计划能顺利实施，中共极有可能利用日军在华北、华东地区逐步退缩防守之机，继续扩大控制区并在中国北方建立“第二中国政府”。
然而，1945年8月日本突然宣布投降，时间大大提早于毛泽东的判断之外，这让毛泽东十分紧张。
在抗战时期，强大侵华日军的主要作战对象，是代表“自由中国”的国民政府，国府必须倾尽全力与日军对抗。有侵华日军在，国军就无法集中优势兵力来全面绞杀中共武装，1941年新四军军部覆灭的“皖南事变”这类挫折就不会大面积发生。同时，日军持续与国军大作战，还极大地消耗国军精锐，也让国府丧失了华北、华东、华南和华中地区主要大中城市，国府财政收入和军事供应能力大幅度下降，实力进一步减弱。而在日军攻陷区，深入敌后的中共能够在日军无法顾及的乡村地区扎根发展。除了曾在1941~1943年间大规模扫荡华北沦陷区内中共根据地外，日军对中共武装不太重视，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国民政府军。因此，只要侵华日军存在，国府军事力量就会被牵制和削弱，中共就有机会继续大发展。
但日本突然宣布投降，此时中共武装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与国军全面抗衡。而大批成建制投降日军的武器装备，还有日伪控制区的大中城市，都将归国府所有，国军实力必将大幅度提升。实力大增、而又腾出手来的国军，肯定全面压制中共武装，中共原本大好发展时机因日本投降而被迫中断，局面瞬间转入危急。
国内形势严峻，国际形势对中共也非常不利，因为能左右中国政局走势的美国和苏联，此时都与国府站在一起。
抗战时期，美国对中共的印象很好，认为中共在治理方式上比国府更加接近于美国的期望，有些美国高官（如时任中国战区总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曾建议把部分美国对华援助交给中共来使用，美国高层也时时要求国府与中共和平共处。但中共毕竟是红色苏联培养出来的共产主义政党，美国政界始终对共产主义有着本能的戒心。美国的情报显示中共一直与莫斯科方面保持紧密的联系，并接受苏共领导人指示和苏联援助。对中共这个由苏共培养出来的同门小兄弟，美国无法完全接受，因此从未向中共提供过任何实质性援助。
美国政府很清楚，国府与中共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中国存在分裂可能性。为了强化美国在亚太利益，美国希望国府改革为一个真正的西式民主政权，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新中国政府，让中共也加入进来，促成中国的和平统一。在这过程中，尽管美国对蒋介石领导下的国府由诸多不满，美国希望的仍然是由国府而非中共来主导中国变革。
在1945年8月，国民政府是在国际上代表“自由中国”的唯一合法政权，蒋介石是同盟各国公认的“中国战区总司令”，也是美国授权的中国战区唯一受降主官，而美国官方从未公开表示过支持中共在对日军采取受降行动。很明显，与1945年欧洲战场上德国败退时对法国、意大利一样，美国要由亲西方的反法西斯政党来恢复统治，而不允许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这些拥有几十万武装的共产主义政党掌权。在1945年，法共、意共在强大的进驻法国、意大利美、英联军面前，都被迫解除武装，加入新组建政府而成为少数派。美国在法国、意大利的强硬措施，和此时在中国的态度，不由得让毛泽东等中共高层大为担忧：美国会不会与对法共、意共一样，支持国府武力解除中共武装、强迫中共加入国府？
美国的态度令中共忧虑，苏联方面则让中共很不安。
抗战时期的中共，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对苏共百依百顺的中型共产主义党派，发展成为拥有独立“毛泽东思想”的大型中国政党。中共依然尊重苏共的指示，并一直保持与莫斯科方面的紧密联系，但中共独立于苏共之外的倾向已是十分明显。毛泽东等中共高层发现，斯大林领导下的苏共过分突出苏联的国家利益，而非之前列宁时期的“国际共产主义大解放”精神。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苏联为了中国能在蒋介石领导下继续保持对日强硬态度，没有站在中共这一边，而是公开指责在中共鼓动下发起兵变的张学良、杨虎城，说张、杨是“革命的叛徒”、“日本走狗”和“不知廉耻的流氓军阀”等。1937年中日大战爆发，苏联为了让中国军对拖延日本北上步伐，立即援助了国府20个师的装备和大批火炮、坦克、飞机等重武器，派遣2000多名空军飞行员来华助战。这些苏联援助一点都没有给急需装备的中共，尽管中共一再向苏联请求大规模军事援助。当时苏共还电令中共在“统一战线”模式下归顺国府中央领导，为此毛泽东与莫斯科派来执行“统一战线”路线的王明发生了激烈的争论。1941年苏联为缓解东线压力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后，为了不刺激日本，苏联立即撤回对中国所有的抗日援助，甚至还断绝了对东北抗联的支援，导致东北抗联的失败。
斯大林为了苏联利益而置中共于不顾的种种行径，让许多中共高层甚为不满。作为中共“本土派”成长起来的领导，毛泽东对苏共的“太上皇”作风一直有所保留，不愿事事都听从于莫斯科的指示。在1941年德国向东入侵苏联时，斯大林曾6次电令中共中央，要派出其所控制武装全力进攻东北日军，以牵制日军北上动态。对这个有些荒唐、不顾中共武装与日军实力差距过大实际的命令，毛泽东没有执行，而是轻描淡写地敷衍过去，继续执行“在华北、华东敌后开展游击战”的独立发展策略。对此，斯大林心里有些不快。
到1945年6月，中共获悉国府派出高级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高层谈判。但苏共方面并没有提前告知中共与国府谈判的动态，也没有征求中共对谈判的意见，谈判过程和内容还对中共保密。实际上，自1942年5月开始，苏共中央在延安专门派驻了特别联络小组，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一直保持通畅的直接电联系，但在苏联与国府代表会谈的时期，苏联方面一律对毛泽东封锁关于谈判消息。这让中共高层大为不安。毛泽东很清楚，国府代表必定与苏联高层商谈中共问题，而且肯定会要求苏联支持国府统一中国。苏联过往的行径已经表明，只要得到更大的利益，苏共可以不理会中共的感受，甚至可能放弃对中共支持。如今苏联与国府谈判而不知会中共参与，更加说明苏联会有不利于中共的举动。
在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之前一天的1945年8月14日深夜，国府代表与苏联代表在莫斯科克林姆林宫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极其系列附件，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苏联政府给中国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苏联承诺今后所有对中国援助只单方面供给国府，而不给包括中共在内的其它方。中共一直在苏联的庇护和援助下成长，若苏联真的断绝与中共关系，则强大的国军终将剿灭中共武装，中共中央也只有投降或流亡的份了。
1945年的中国，无论国府或中共，自身都无法抗拒美国或苏联的强大影响力，其中实力较弱的中共更加受制于美国、苏联的态度。如今美国公开支持国府，苏联又与国府谈判，国际形势对中共可谓雪上加霜。原本有利发展形势突变，美、苏两强态度偏向国府，这让毛泽东又一次面临中共何去何从的紧要关头，经受政治生涯的又一次严峻考验。
自1935年遵义会议后执掌中共中央决策开始，十年来，毛泽东纵横捭阖，巧妙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党内外局势，带领中共从濒临灭亡的绝境中东山再起，成长为拥有党员120万名、军队近90万人的大型政党。此时的中共，已经是连美国都非常重视的中国第二大政治势力，中共已经到达了超越1934年鼎盛时期新一个历史高峰。正因这十年来中共发展如此成效卓绝，毛泽东当仁不让地被全党推举为唯一最高核心领导人，“毛泽东思想”上升到与马列主义同等重要的地位。毛泽东成功超越了瞿秋白、周恩来、王明、张闻天等前任中共最高领导人，被中共党员拥戴为与马克思、列宁并列的精神领袖。就连毛曾经的上级领导周恩来、张闻天等，如今也心诚悦服地听从毛泽东指挥。
人在高峰，最难是走向更高峰。与1934~1936年应对国府围剿那场危机不同，此时的毛泽东是唯一的最高核心领导人，众望所归，肩负上百万名党员的重托。面对风云突变的中国局势，毛泽东责无旁贷，必须要挑起重任，带领中共勇闯难关。在这种恶劣的国内外形势下，倘若指挥不当，必然给中共事业带来极大挫折，中共发展大好局势必将急转直下，毛泽东的政治生涯也将一落千丈。这是场输不起的战争。
所以，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后，毛泽东处于一生中最为紧张的时期。51岁的他不停地开会研究、谈话交流、材料和苦苦思索，通宵达旦。极度紧张之下，为了冷静思考，毛泽东不停地在吸烟。漫漫长夜里，陪伴毛泽东的除了延安窑洞里的煤油灯，还有地上一个又一个的烟头。这一时期毛泽东作息规律完全被打乱，睡眠很少，饮食不多，面色总是严峻，身形消瘦了许多。在10月上旬从重庆谈判回来后，原本身体强壮的毛泽东大病了一场，不得不修养几个月来康复。
沧海横流，乱云凌飞，方显英雄本色。政治大师毛泽东沉着应对，很快发现了不利局势下的巨大机会。
日本宣布投降时，中共所部第十八集团军分布在华北敌后，新四军分布在华东和华中敌后，最为接近华北、华东各大中城市。只要抢先动手，就有机会接收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几十个重要的大中城市，缴获上百万日伪军武器弹药，并获得巨额的日伪资产和企业，军事实力将大大提升，足以与国府分庭抗礼，至少可以保住现有控制区。
此外，苏联在8月9日出兵中国东北的同时，还发电报给在延安的中共中央，要求中共配合苏军行动，向华北的东北地区派出部队以策应。苏军大举杀入东北，这就意味着苏联军队直接出现在与华北接壤的中国土地上，多年来中共梦寐以求的与苏联老大哥直接陆面接触的大好机会终于到来了。中共自1927年独立建军以来，一直在努力尝试着获得与苏联直接交通联系的方式。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贺龙率领的起义军就南下广东，目的是想控制一个出海口，从而获得苏联从海上船运来的武器弹药；同年12月中共，在苏联顾问支持下发动广州起义，也是为了获取与苏联交通联系的出海口；在1935年红军刚刚到达陕北不久，不顾疲惫发起西征战役，就是为了打通陕北到新疆（当时新疆的盛世才政府受苏联控制）的陆路通道。但在1945年以前，中共所有直接与苏联交通联系的方式都失败了，中共也一直无法获得梦寐以求的大批苏联援助物资。如今苏联大军出击东北，与在华北的中共武装近在咫尺，而且很快就能在陆路相遇，这真是天赐良机。
于是，毛泽东当机立断，紧张地部署工作，接连发布多道指示，命令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各地中共武装立即大规模出动接收附近日伪军和城市及交通要点，同时组织几只上万人部队向东北方向开进以与苏军汇合。日本投降后的国共相争，从此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