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际会
1945~1950中国内战
兴奋的蒋介石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亿万中国人激动不已,这其中,也包括了国府统帅蒋介石。
自1928年5月率军北伐时遭遇日军暴力残杀中国军民的“济南惨案”开始,蒋介石就把日本作为中国统一和复兴最大敌人来对待,矢志不移地带领国府与这个企图灭亡中国的死对头对抗到底。
1937年7月中日大决战全面爆发,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抗战宣言:“地不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从此,混乱的中国自清末以来,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危机时刻,终于诞生了一位能统一号令全国军民共同抵抗强敌入侵的领袖。而蒋介石也不负众望,自强不息,承担巨大的压力,穷尽一切办法,在经济、军事、外交和政治等方面不懈努力,带领中国熬过了艰苦八年抗战。
八年中,身为“自由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经历了极度苦闷和绝望的时刻,有时甚至要独自一人躲在房间里哀嚎大哭一场以宣泄悲愤无助的情绪。作为日本最希望消灭的中国领袖,抗战时期蒋介石生命相当危险,有十几次几乎命丧日军空中袭击和轰炸,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就在日军飞机轰炸中负过重伤。
如今,乌云突散,日月重光,中国最大的外敌日本终于投降,身为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总裁、国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在58岁的时候,迎来了人生最无上光荣、最至高辉煌的巅峰。国际上,蒋介石被誉为与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并列的同盟国四大领袖;在国内,全体军民一致高呼“蒋委员长万岁!”,蒋介石地位如日中天、无人能及。
1945年9月3日,蒋介石为纪念抗战胜利而巡视重庆市街,在当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沿途民众其发乎内心之一种情绪,对余所表示敬慕爱戴之精神,狂欢热烈,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得意之情可谓跃然纸上。1945年12月,为欢迎到北平视察的蒋介石,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挂起了蒋介石戎装画像。沧海横流,几多风雨,终于傲笑全球。一介平民能够成就如此丰功伟绩,蒋介石确实可以位列中国近代时尚最伟大人物之一。
中国在亚洲地位历来举足轻重。在几千年来亚洲发展历史中,中国只要统一,必定强盛,就会成为东亚地区当仁不让的霸主。
虽然在1945年8月日本战败时,在重庆的中华民国政府自身面临着许多严重问题:八年抗战使得国府财政早已破产,国统区内物价水平比1937年上涨了7万5000多倍,经济一片凋零,国军战斗力也不强。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没有受到战争太多影响的满洲国(中国东北)和汪伪政府控制区将完整地归附于国府,那里有良好的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有几千家设备精良、人才丰富的优质企业,还有总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储备,这将使得重庆国府空虚的国库得到立即充实,国府经济振兴有着雄厚的基础,国力将立即大大增强。按盟军总部对中国战区划分,将有超过100万完整建制的日军和50多万各类伪军向国府投降,国军将得到相对先进的上百万日军装备。此外,美国答应援助的60个美械师装备也将陆续到齐。这样一来,国军将拥有60个现代化美械师和至少60个相对先进日械师共达250万人以上的精良部队,战斗力将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震慑亚洲的绝对力量。由此,抗战胜利给国府带来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迅速攀升,给中华民族复兴带来巨大希望。自清朝晚期陷入四分五裂的中国,将终于重现一个大一统的局面,并引领亚洲局势发展。
以当时亚洲格局来看,最强大的日本因战争失败而迅速沦为二流国家,丧失一切海外殖民地,日本本土被美国等盟国派军占领,日本军事能力将被彻底摧毁,由一条凶悍的豺狼变为没有獠牙的哈巴狗。原本实力排在日本之后的中国此时跃升为当仁不让的亚洲老大。没有日本强敌的压制,大一统的中国必然兴旺发达,战后中国实力将进一步提升,“亚洲第一”国家地位将更加牢固。以当时亚洲局势来看,印度、伊朗、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主要国家还未独立,英国、荷兰、葡萄牙这些原本在亚洲拥有大批殖民地的欧洲国家已经被二战弄得实力大伤,而已独立且强大起来的中国,又得到美国的支持,必能在亚洲政治新格局中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左右周边国家的走势,从而谋求中国利益最大化。
历史上,抗战胜利曾为中国争取到巨大的领土利益。日本控制下的东北(原满洲国)和清政府割让的台澎列岛、广州港(今广东省湛江市)等共12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得以回归,缅甸北部中国控制线扩大了一些,而国民政府海军军舰1946年巡视南海时划定的“南海九段线”确定了中国对南海350多万平方公里海域的所有权(在当时这一中国对南海海域主张的控制线得到了菲律宾、印尼等国的承认,更是成为如今中国在南海主权纷争问题上的有力依据)。这是十九世纪中国疆域到达顶峰而又逐渐衰落下来以后,中国政府实际控制范围的第一次大规模扩张,也奠定了当今中国的领土范围。
更进一步地说,在1940年代后半期,若中国内部统一强盛,在这日本一蹶不振、而东南亚国家又弱小无力的时候,中国完全可以利用强大的影响力,实现更多的领土利益,中国的版图范围将更加扩大,中华民族苦战取胜后迎来全面强盛的又一历史时机。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莫过于功武略、一统中华、开疆拓土。相比之下,蒋介石距离这个名垂青史的伟大目标已经不远,眼前的主要努力方向就是“一统中华”,实现中国自清末以后领土、政治、经济、军事的完全统一。
蒋介石很清楚,1945年日本投降后,彻底统一中国道路上有四大问题:中共、东北、新疆以及残余军阀;而这四大问题的解决,最关键就在于美、苏两强的支持态度。
中共乃苏联在中国扶持起来的同门兄弟,苏联一直在组织、经济、外交和情报方面给予中共大力支持;东北才赶走日军豺狼,又来了百万苏军猛虎之师;新疆3万多少数民族叛军闹得如此之凶,就是苏联情报部门煽动和支持下才成气候的。正因为苏联对中国的野心,这些分裂问题才如此严重。
除了中共、新疆和东北这三个因为苏联而造成的问题外,国府内部还存在着剩余军阀分立问题未解决。国府中央自成立之初,就一直在努力消除清末后各地拥兵自立的军阀,1920年代先解决了吴佩孚、孙传芳、段祺瑞等老派北洋系军阀,1930年代又解决了冯玉祥、张学良、王家烈、何健、陈济棠等各地新军阀,抗战中也顺道瓦解了宋哲元、韩复渠、石友三、盛世才等军阀部队,但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仍然有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阎锡山的晋绥系,龙云的滇系,马步芳、马鸿逵、马鸿宾“三马”的西北马家军,余汉谋的粤系等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未解决,外加一些早年失败军阀的残余部队未彻底解决。这些分布在广西、山西、云南、甘肃、青海、宁夏、广东等各地的军阀部队,总数有200万人之多。他们名义上尊奉国府中央的号令,实际上仍各自为政,对国府中央时时阳奉阴违。其中实力较强的李宗仁、龙云,甚至有挑战蒋介石领导地位的举动,让蒋介石深怀戒心。
在中共、东北、新疆和各地军阀这四大统一中国问题中,蒋介石最有信心解决的是军阀问题。自成为国民党主要军事将领以来,蒋介石一辈子都在各色军阀斗个不停,有着丰富的成功经验。早年国府中央军实力不占优时,实力强大的孙传芳、吴佩孚、冯玉祥等军阀兴兵大战,都最终败于经济、政治和军事手段更加高明的蒋介石之手。如今国府中央已经掌控70%以上国军力量,蒋介石在国人心目中的领袖地位已经牢固树立,这些剩余各地军阀没有实力、也不敢公开挑战蒋介石地位,除非有强大的外国势力支持他们造反。如今日本战败,能左右中国局势发展的只有美国和苏联,只要美国、苏联不支持这些国内军阀对抗国府中央,李宗仁、龙云之流肯定闹不起来,只能等着一个个被收拾。
对于新疆叛乱和东北主权回归这两大问题,则必须得到苏联的支持。令蒋介石欣慰的是,1945年8月14日深夜,国府代表与苏联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中已经明确规定苏联承认中国在新疆和东北的主权,并尊重国民政府对中国的统一领导和所有苏联对华援助只给国府。这样一来,在东北苏军终将撤走,国军将从苏军手中接收整个东北;而新疆那区区三万多人少数民族叛军,只要国府出动10万精锐部队入疆,必然轻松搞定。
统一中国的四大问题中,中共是最关键也是最难啃的。就算暂时失去新疆和东北两块土地控制权,中国仍拥有近70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4亿人口,一样是亚洲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和最有实力的国家,国府一样可以借助与美国的联盟发挥“亚洲老大”的作用。只要给中国10~20年的平稳时间来振兴经济和发展军事,中国就会迅速强大起来,到时候通过外交或武力手段收复新疆和东北也不是什么难事。但中共问题则是个根本性的大问题。1945年8月时,120多万党员组成的中共,所信仰的“共产主义”与国府推行的“三民主义”不能融合,是当时中国内部公开的强大独立势力。从1920年代下半期到1930年代上半期的10年时间里,中共武装与国军爆发了激烈的内战冲突,国府要花费巨额军费、投入一半以上的主力部队,才勉强平息了江西、四川、湖南、湖北等地的中共根据地,把剩余3万多红军赶到陕北地区。那时中共所控制区域不到6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不到5000万人、总兵力最高峰时不到50万人,就已经让国府费尽力气;如今中共牢牢盘踞华北、华东大部分地区,已经在100多万平方公里控制区内建立完善的政权,拥有近百万人的正规武装外加200多万民兵,实力已经比1930年代增强好几倍,完全具备割据一方并独立建国的能力。国府如果不能解决中共问题,这就意味着中国仍处于分裂混乱状况,国家不可能平稳发展,所谓“亚洲老大”的作用就难以显现。因此,国府必须把解决中共问题作为战后振兴中华的首要任务。
蒋介石与共产党打交道由来已久,早在1920年代初就接触苏联共产党派驻中国代表,并于1923年受孙中山委托、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名义到访过苏联3个月。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蒋介石曾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后来的中共高级领导人共过事,中共高级将领中的林彪、徐向前、陈赓等人还是曾蒋的黄埔军校学生或下属。中共党员那种信念坚定、热情澎湃的精神面貌,和中共团队那种奋发团结、高效运作的表现以及强大的基层执行、动员能力,一直让蒋介石感到震撼,觉得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大不相同。
就国民党自身而言,在1894年创立(也就是兴中会成立)之时,就不是一个有着完整信仰理念和严密组织性的政党。其后1905年,兴中会与华兴会和光复会在日本东京联合组成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同盟会出现了分化。1912年,孙中山领导下的同盟会部分与四个小党联合组成中国国民党,但在1913年的发动发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不久,这个国民党分裂了。1914年,流亡日本中的孙中山不得不组建中华革命党,之后于1919年再次将其改组为新的中国国民党,这时才正式确定了比较松散的《中国国民党规约》,并宣布了国民党的目标是“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相对于有着严密社会发展理论和组织纪律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的政治理念缺乏严密的逻辑性,对党员的信仰教育缺乏鼓动性,甚至对党员的管理也很松散,基层党支部表现平庸。在抗战爆发之后的1938年,蒋介石下令扩充国民党员数量,出现了国府机关公务员和国军部队整师整团“全体入党”的奇特现象,还有许多农民、学生糊里糊涂地“被入党”。到1945年,中国国民党号称党员近千万人,但竟然连具体党员人数也无法提供,大多数党员也搞不清楚自己的权力和义务,各级组织混乱不堪。
国民党一路磕磕碰碰地走来,成员变化很大,党内也存在许多派别,就连孙中山这个威望至高的国父有时都无法统一国民党内思想,蒋介石这个后起之秀的继承者就更加无法完全驾驭国民党了。在抗战胜利的1945年,国民党内部除了蒋介石能指挥的“黄埔军校派”,还有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把持的“cc派”,又有以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为首的亲中共的“左派”等等,外加李宗仁、阎锡山、龙云等各地军阀势力,以及一大批独立人士。国民党内部各派别虽然尊重蒋介石、却不完全听命于蒋,蒋对此也无法用武力强逼。国民党内部开会时,各派人士经常意见相左并争执不下,让身为总裁的蒋介石时时为难。
蒋介石烦恼于完全平息国民党内部争斗,也苦恼于无法完全掌控国府。
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制共和国,国父孙中山等先贤在建立国民党、创建民国时候,就决定师从欧美等西方国家,走民主法制的基本路线。孙中山本人在1924年亲自起草制定了《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定下了“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三部曲。按照该大纲,国民政府在“宪法颁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而全国国民则依宪法行全国大选举。国民政府则于选举完毕之后三个月解职,而授政于民选之政府,是为建国之大功告成。”在孙中山的民主建国理念下,国家高于政党,军队属于国家,中央政府的最高领袖——总统——是经民主选举产生的。选举每五年一次,各政党可以公平地参与选举;政党领导人可以自由竞选总统,但也必须接受人民投票选举产生的总统。而国府的总统不是独裁者,虽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但也必须接受国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若表现糟糕,还可能遇到国民代表大会的“弹劾”。为了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孙中山还在西方“三权分立”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设立了“五权分立”制——即在国民代表大会之下,政府权力分布在立法院、行政院、监察院、司法院、考试院五个单位,权力相互制衡。
相应国家高于政党的原则,国民党把自己定位为“中国政治主要参与党派”,在民主制宪法框架下,依法通过选举获得政府主导权,同时也接受社会大众、国民代表大会、立法院的监督和指导。虽然国民党长期控制中华民国的行政主导权(除了2000~2008年两次在台湾大选中败于***外),但并没有象中共那样能够牢牢掌控完全的政府和军队话语权,国民党中央的意志并不能完全转化为国府和国军的指导思想。国民党支部在基层一般只设立到县一级,在军队里则没有明确规定。国民党在基层和军队的党支部负责人并没有对基层政权或军事行动的决策权,很多时候只是一个简单的政党基层联络和组织人而已。
终整个抗战时期,在国府统治区内,国府中央的指示很难及时、准确地传到到乡村基层,国府委派的县长们还是按照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依靠传统的乡绅势力去征税、拉壮丁和管理,这其中,因为管理手段的落后,国府的对基层的管理出现了普遍的贪污和浪费,行政效率很是低下。
在1920年代,国父孙中山能够提出“宪政”和“五权分立”的治国理念,是十分先进的,甚至说是相当超前的。这种制度的核心是“民主协商”,强调要兼容各种群体利益,重大事项要经过复杂的民主程序才能决定。在和平时期,这种制度无疑能让社会在自由、和谐氛围中稳步发展。但在国家动荡、混乱时期,这种制度则表现得效率低下、甚至内耗严重。而在1920~30年代落后的中国,国府的民主制度执行起来就没有设计者当初预想的效果。而国民党对政权和军队的把控程度不严,从某种意义上说影响了国民党高层决策的贯彻执行。
蒋介石本人深感国府“五权分立”体制下运作效率低下的麻烦,借助抗战爆发之机,1937年9月正式确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战时中国最高权力机构,统领一切国家军事、外交、政治等事务,蒋介石作为委员长领导军事委员会。同时也宣布军事委员会改常务委员制为幕僚长制,这实际上就是赋予蒋介石独自决断一切国家军政大事的权力,不用经过繁琐的国民议会讨论。
在抗战的非常时期,国府军事委员会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也给蒋介石招来许多非议。国民党内部和党外的反对人士都声称,“蒋委员长”过于独裁,一个人的想法通过他把控的军事委员会就可以变为中国的法令,民众的监督和制约能力大大下降。对于“蒋介石借抗战之机实行独裁”的非议,自诩“世界自由阵线领导”的美国政府也颇为认同,觉得支持这样在中国民众心目中“反对自由”的“独裁者”,实在有损美国自由民主形象,因此多次提出要求国府变革。对此,蒋介石一再向美国方面辩解,说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府军事委员会只是战时混乱危机局势下的临时机构,并承诺在抗战后“还权于国民议会”。
尽管存在以上诸多问题和麻烦,1945年8月时的蒋介石,在接受万众欢呼庆祝抗战胜利之时,也非常自信:一定能很快解决中共等中国内部分裂问题,一统中华,开创中国兴盛繁荣新局面。
蒋介石的自信,是因为持有军事和外交两大手段。
此时的国军总部高达500万人,无论陆军、空军还是海军实力,在日本战败后亚洲国家中均为第一。而中共虽然号称拥兵近百万,但人数、装备和训练均远远落后于国军。国军经过与日军的八年艰苦作战磨练,涌现出许多精兵强将;将来接收日本投降装备和美国援助的美械师装备后,实力将更上一层楼。若全面开战,除非中共能迅速获得大批先进武器并对部队进行有效整训,实力不济的中共武装肯定处于下风,直至被国军逐步绞杀殆尽。
枪杆子里出政权。早在1927年4月时,初掌国府军权的蒋介石发起武力“清共”行动,共屠杀几万名中共党员和亲共分子,关押几十万人,用军队镇压了蓬勃兴起的中共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使中共遭遇建党以来第一个重大挫折。在1930年代前半期间,蒋介石先后发起对中共苏区五次围剿,最终将红军总人数由40多万人剿灭到剩余3万多人并包围在陕北狭小,中共武装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这些对中共的成功经历,让蒋介石确信,中共自身并不是自己领导下国府的对手。而蒋介石在处理中共问题上唯一担心的,只是苏联会不会大规模军事援助中共。
蒋介石当然清楚,苏共领袖斯大林不是什么善类,苏联不愿意看到身边有个强大的中国出现,肯定不会轻易让国府统一中国。但蒋介石认为,国府通过外交谈判,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让出外蒙古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利益,还允许苏联控制大连市、旅顺港和中长铁路,等于苏联分享了原本只属于美国的中国领土利益,这已经让苏联得到莫大的便宜了,按理苏联应该心满意足,会老老实实地执行中苏条约。此外,蒋介石很清楚,苏联不怕中华民国,但是忌惮美国的强烈反应。中国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范围,中华民国拥有四亿多人口,广袤的大地上战后重建将对美国产品有着无比巨大的需求,美国绝对不会让苏联肆意在中国扩张。只要美国这个世界绝对老大出面压制苏联,不愁苏联不退缩。
蒋介石也明白,美国政府对自己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并不满意,美国高层对他本人有诸多牢骚。在抗战时期,由于日本这个美国的死敌存在,美国政府可以容忍对蒋介石的不满而保持对国府的大力支持。如今日本投降了,美国对国府的需求会急剧下降。但蒋介石确信,世界政治的争斗并没有结束,欧美国家对苏联这个急剧膨胀起来的共产主义帝国必然抵制,美、英联盟与苏联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必将公开严重化,共产主义阵营和**产主义阵营之间必有剧烈的冲突。只要国民政府坚持站在美国这一边,打着“**”的旗号,成为亚洲反对共产主义阵营扩张的首要政权,美国一定不会放弃对国府的支持。
在1943至1945年间,多位到访中国的美国高官曾向国府统帅蒋介石表示忧虑:国府内部腐败相当严重,运作效率低下,国军士气低落,民众对国府统治不满,建议国府必须大力整顿内务和振奋精神。对内部贪污腐化问题,蒋介石自然心知肚明,也时常因此痛斥下属。但那时的蒋介石认为,中国几千年来的官场都是如此,不见得有腐败的政权就一定垮台。乱世英才难得,危难间正是用人之际,而国府所能支付给军人和官员的待遇并不足够,因此可以理解属于社会精英层的政府官员和军队将领那些适当的“寻租行为”。若要消除国府腐败,除非彻底地改变治理制度和大规模整肃人事,但这是处于战乱时期的特殊情况所不允许的,这样做会导致国府内部混乱、进而崩溃,反而给国府敌人带来可趁之机。蒋介石想着,等到完全统一中国,各地战乱平定后,再用“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这些军政要员的权力,任用一批清廉的新人,造就一个政治清明高效、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如今的首要任务,是把握时机,运用各种外交、军事和政治手段,尽快解决中共、东北、新疆和各地军阀这四大统一中国问题。
日本投降后,乌云散去,前途一片光明。已在人生巅峰的蒋介石,踌躇满志,准备大展宏图,成为几百年来以来一统江山、复兴中华的伟大人物而名垂青史、万古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