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陈独秀创办新青年
听了李先生的介绍，毛泽东说：“不管李石曾的动机如何，但号召中国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做法却不错，可以使一大批中国青年走出国门，到西方去接受新文化、新思想，这对我们以后改造封建、落后的中国十分有利。”
李先生点了点头。
毛泽东又问起北大及蔡元培校长的情况，李先生就把他所知道的，一五一十讲给了他喜爱的部下……
北京大学是由晚清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来的最高学府，原是封建文人聚集的地方。即是到了民国，也还有一些拖着长辫子上课的教授，出言必称孔孟的更是司空见惯。然而，近二年来，那种沉闷的局面已被打破，学术空气十分活跃，这是因蔡元培担任校长之故。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是清光绪年间的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可是，这位深受四书五经薰陶的儒生，居然举起了反清的旗帜，创建起革命团体光复会，并自任会长，后与孙文创立的同盟会合并为国民党。之后又到德国留学，辛亥革命后回国，被孙文委任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袁石凯当权后，他愤而辞职，游学日本等国。民国五年（1916）年底出任北大校长。
蔡元培是教育救国论者，他认为国家能否强盛，教育是个根本问题，极力推行教育改革，试图把北大办成一座新式学校。但他深知单枪匹马赴任，很难驾驭封建势力盘根错节的北京大学。他一上任，就四处寻觅具有新思想、新文化的名流学者，来担当这座新式大学的栋梁。他去找曾在“二次革命”时期被孙文任命为讨袁军秘书的章士钊。
民国四年（1915）夏天，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在上海落脚，找到兼营出版和书店的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汪是他的同乡，也是密友，早年在家乡时便有密切的交往，这个亚东图书馆就是汪孟邹在两年前根据他的主意开办的。二人相见，相互询问了别后之情。陈独秀对汪孟邹说：
章士钊问道：“您记得在日本与我一起办《甲寅》月刊的陈独秀吗？”
北京大学是由晚清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来的最高学府，原是封建文人聚集的地方。即是到了民国，也还有一些拖着长辫子上课的教授，出言必称孔孟的更是司空见惯。然而，近二年来，那种沉闷的局面已被打破，学术空气十分活跃，这是因蔡元培担任校长之故。
“记得，记得！他原是我光复会的会员，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在上海时，我们同是暗杀团的成员。可是在日本仅见过几面，又有好几年没有交往了。”
“这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你看看《新青年》，是由他主编的。”章士钊说着递给蔡元培十几本《新青年》杂志。
蔡先生读了《新青年》，对陈独秀的睿智和博学颇为赞赏，尤其爱他的新思维，新见解，决定聘他来任文科学长。
陈独秀，谱名同庆，字仲甫，安徽怀宁县人氏。他已进入不惑之年，曾先后四次去日本求学。当年的日本，曾是中国激进分子的大本营。孙文、周树人、蔡元培、章士钊、李大钊等在那里组织了各种各样的革命团体，办报纸、印书刊十分活跃。陈同庆绝非等闲之辈，他除加入过光复会，参与过暗杀清朝大官的密谋，还参加过“励志会”、“中国青年会”、“爱国会”、“岳王会”等等。在辛亥革命中，他也曾权重一时。那年十一月，安徽省宣布脱离清政府，实行独立，新任皖省都督的孙毓筠，任命陈同庆为都督府秘书长。不久，柏文蔚出任都督。陈、柏乃是密友，秘书长一职仍为陈同庆。因柏文蔚经常不在府内，都督府实为陈氏主持。安徽人时称：“武有柏，文有陈，治皖得人。”
可是好景不长，袁石凯篡权，安徽易帜。新任皖省都督倪嗣冲占领安徽后，下令捕拿柏文蔚的秘书长陈同庆。陈同庆只好亡命上海，不久又第四次赴日。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都督府秘书长，一下子从青云之上跌落下来。到日本时，虽说穷得只剩件汗衫，可也有多的东西，那就是汗衫上无数的虱子。
经过这梦幻一般的大起大落，使他悟出：要想在中国推进革命，必须把亿万民众从浑噩中催醒，尤其要启蒙那些无知的青年。于是，他便与章士钊办起《甲寅》来，并且以“独秀山民”为笔名发表文章。他取这个笔名，是因为他的家乡怀宁有一座独秀山。此山因平地拔起，一枝独秀而得名。陈同庆又嫌“独秀山民”太啰嗦，一看便知是笔名，就干脆署作“独秀”，有时也冠上姓。后因以“陈独秀”署名的文章多了，世人就把他的笔名当姓名，久而久之，他的本名反倒鲜为人知了。
民国四年（1915）夏天，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在上海落脚，找到兼营出版和书店的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汪是他的同乡，也是密友，早年在家乡时便有密切的交往，这个亚东图书馆就是汪孟邹在两年前根据他的主意开办的。二人相见，相互询问了别后之情。陈独秀对汪孟邹说：
“我想办一本杂志，只要有三年五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影响……”
汪孟邹听后，一拍手说：“仲甫兄，你的设想甚好，定能成功。群益书社的陈子沛、陈子寿兄弟俩与我交情不薄，前两日还对我说，想出版新书刊。明日我给你写封信，你带上去找他，保准行！”
陈独秀听了，哪还等得明日，当下就让汪孟邹写信。
汪孟邹见陈独秀这么急，笑了笑说：“仲甫兄还是这么性急。”说完提笔写了一封信交与陈独秀。
群益书社的陈氏兄弟听了陈独秀的详细构想，同意出版，并议定每月一期，编辑费和稿酬二百元。
9月15日，取名《青年》的创刊号终于面世了。陈独秀在《敬告青年》这篇创刊词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可是《青年》出版了几期之后，群益书社就接到上海青年会的一封信，说群益的《青年》杂志与他们的《上海青年》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更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陈独秀就将《青年》更名为《新青年》。想不到因祸得福，《新青年》比《青年》更加响亮，并且与其提倡新思想，新文化的办刊宗旨相吻合。从此以后，《新青年》以它思想活跃、文锋犀利、切中时弊的风格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发行量从最初的一千份猛增到一万五六千份。陈独秀也因而名声鹊起，时有“南陈”之谓……
时令已交冬至，北风裹着雪花漫天飞舞，北京城里滴水成冰。
北京大学是由晚清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来的最高学府，原是封建文人聚集的地方。即是到了民国，也还有一些拖着长辫子上课的教授，出言必称孔孟的更是司空见惯。然而，近二年来，那种沉闷的局面已被打破，学术空气十分活跃，这是因蔡元培担任校长之故。
这天清晨，距天安门不远的中西旅馆来了一位年近半百，内穿中式棉袄，外穿呢子大衣的人，在64号房间门口来回渡步，他一会儿捋捋略带花白的胡须，一会儿又把双手背在身后……
店伙计看见这位具有绅士风度的长者，马上上前说道：“先生，您又是来找陈先生的吧，他可能还没起床，我来给您叫醒他。”
“不要叫醒他，不要叫醒他！请你给我一个凳子，我坐在这儿等他。”
这具有绅士风度的先生不是别人，是蔡元培。他听说陈独秀与汪孟邹到北京为亚东图书馆招股筹资，觉得这是天赐良机，不可错过，因而也就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上门聘请贤才。可是这个陈独秀好象故意在与蔡公为难，白天东奔西忙，晚上还要看戏，很晚才归。蔡公已是第四次来了。第一次见着了，被陈氏婉言谢绝，接着又来了两次，没有见着人影。蔡公求贤若渴，不死心，比刘备请诸葛亮还心诚，得知陈氏早晨贪睡，索性冒着严寒，起早来堵陈独秀……
陈独秀睡足睡够，才穿衣出门。房门一开，见蔡先生坐在门口静侯，大吃一惊，连呼失敬。
蔡公进屋刚一坐定，便道出来意：“仲甫先生，孑民今日仍为聘请之事而来。”
“先生曲尊相邀，真令仲甫汗颜，只是仲甫才疏学浅，难当重任，前日已向先生说明再三……”
蔡公听陈独秀又拿几天前说过的话来推辞，知他另有疑虑，就说道：“先生坚辞不就，是否另有难处，还望直言相告，孑民当尽力为先生排解。”
陈独秀见蔡先生语意真诚，也就说出了心里话：“不是仲甫故意推辞，冒然赴任确有难处。第一，仲甫从来未在大学讲过课，既无教授职称，又无博士头衔，如何可以充当文科学长！第二，仲甫身为《新青年》主编，每月出一期杂志，编辑部远在上海，如何脱身！”
蔡公听了，觉得陈独秀的话不无道理，他略作思索之后，说道：“先生所讲的两个问题，都不难解决。第一个，先生可以不开课，专任文科学长。至于教授职称，凭先生学识，授之无愧。先生尽管先进北大，职称之事不难办到。第二个问题就更好解决，先生可把《新青年》移到北大来办！北大乃人才济济之地，《新青年》在北大办，当比在上海更有影响。”
“这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你看看《新青年》，是由他主编的。”章士钊说着递给蔡元培十几本《新青年》杂志。
陈独秀听了蔡元培的一番话，疑虑全部消解，不住含笑点头。蔡公见陈独秀点头，就说：
“先生答应啦！”
“仲甫回沪办完善后事宜，即来京赴任。”
“一言为定！”蔡先生紧紧握住陈独秀的手说。
陈独秀又正重地说：“文科学长一职，仲甫只可暂代。我向先生推荐一人，此人之才非我所能比。他现在美国，若回国担任文科学长，强仲甫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