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节志士夜闯新世界
其实，北洋政府的大员们已为学生运动伤透了脑筋。
火烧曹宅的那天晚上，陈独秀、李大钊二先生听说谭平山等三十二名学生被警察捕走之后，立刻让邓中夏通知各校学生代表开会，研究援救办法。会议决定成立北京学生联合会，领导各校学生一致行动，从5月5日起一律罢课，并书告各界：“……学生迫于公义，不得不暂时停课，以待被捕同学之释出。国权一日不复，国贼一日不去，吾辈之初志一日不渝。甚望各界一致联合，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云云。
北大校长蔡元培，虽然不同意学生的一些过火行动，但对他们的热情和举动深为同情。谭平山等人被抓的第二天，他也邀集各校校长商议办法，会后，亲自带上各校长签署的保释字据到警察厅去交涉。
商会、农会、国民外交协会和在京的山东籍人士收到学生们的《告各界书》之后，也都纷纷举行会议，并发出通电，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不承认“二十一条”，有的还对段氏内阁的卖国行径提出弹劾。全国各地都纷纷通电声援北京学生，就连北洋军阀吴佩孚也致函内阁，同情学生。
罢课的学生不见政府答复，便每十人组成一个讲演团到大街小巷、工厂农村去作抵制日货的宣传，并制定出从学校做起的数条办法：一、学生日用之物，不买日本货；二、本校所用之物，要求校长不买日本货；三、学生家中用品，须与学生一样，等等。各界也都响应学生之倡议，一律不用日货，大小商店停止经营日货。日本人开的店铺，已经没有顾客，一次又一次地降价，还是无人问津，就连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也销量锐减。
这样一来，日本商人可就吃不消了，于是联合起来到日本驻京公使馆去请愿说：“中国有句俗话叫作‘洋人怕老百姓，老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我们何不给徐世昌一点颜色看看，让这一群哈巴狗再去咬中国的老百姓！”
日本公使日置益听后连连点头，就指使一排驻京日军全副武装到总统府去示威。
徐世昌一听日本军队来示威，吓得全身象筛糠一样，慌忙跑到段氏住宅召开紧急会议。
会议开了大半天，可吵来吵去，意见不能统一。王怀庆提出，学生运动是北京大学挑起来的，只要把北大一解散，也就烟消云散了。教育总长傅增湘说：
“办一所大学是容易的嘛，怎能说解散就解散！”
总统府秘书长徐树铮听了说：“不解散学校也罢，但蔡元培作为校长难逃其咎，应予以罢免。”
段总理的话音未落，只见段芝贵慌慌张张撞了进来，进门便说：“怎么办，怎么办？有几百名学生围在警察厅，闹着要坐牢，声称‘游行示威、火烧曹宅、痛打章宗祥，是大家一起干的，如果要治罪，就治大家的罪……’”
傅总长也不同意，说：“北京学生的过火行动是由巴黎和会失败所激起，警方的举动已经引起全国各界，尤其是学界的不满，已有不少学校罢课声援。如果再罢免蔡先生，势必激起更大范围的罢课，后果不堪设想……”
段总理早已听得不耐烦了，不等傅总长说完，就跳起来吼道：“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也不可一日容此学风，必须严办被捕学生，以儆效尤……”
段总理的话音未落，只见段芝贵慌慌张张撞了进来，进门便说：“怎么办，怎么办？有几百名学生围在警察厅，闹着要坐牢，声称‘游行示威、火烧曹宅、痛打章宗祥，是大家一起干的，如果要治罪，就治大家的罪……’”
段芝贵话还未了，段祺瑞又吼开了：“那就正好，把他们全抓起来，来多少抓多少！”
段芝贵听后说：“警察厅那能关得下！”
“那就关到北京大学……”
夜幕徐徐落下，前门外珠市口西这个繁华地段，稍稍比白日多了几分宁静，“浣花春”川菜馆里，靠墙角的一张八仙桌旁坐有五位文化人。这五人中只有一人穿浅灰西服，戴白布太阳帽，其余四人都身着长衫，只是颜色不一。但不管是穿西服还是着长衫，衣襟全都鼓胀起来，墙角还放有两只手提包。他们一边品尝着那麻辣的川菜，一边低声悄语。穿西服的是陈独秀，着长衫的四位是：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和黄日癸。他们的神色多少都有点紧张。因为这几天北京当局发疯似的抓人，北京大学已经关了上千名学生，可警察、宪兵还在不断往里送。看到北京政府屈服洋人，镇压学生的暴力行径，蔡元培愤而辞职，离京出走。
陈独秀、李大钊没有辞职出走，而是采取唤起民众、扩大斗争的方式，一方面通电全国，一方面拟了一份《北京市民宣言》。宣言写道：
中华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一、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二、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之官职，并驱逐出京；三、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部两机关；四、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愿和平，完全不顾市民之期望，我学生、商人、劳工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言，敬求内外人士谅解斯旨。
段总理的话音未落，只见段芝贵慌慌张张撞了进来，进门便说：“怎么办，怎么办？有几百名学生围在警察厅，闹着要坐牢，声称‘游行示威、火烧曹宅、痛打章宗祥，是大家一起干的，如果要治罪，就治大家的罪……’”
民国八年五月十七日
现在，他们五人带着刚印好的一万份《宣言》，准备分头去散发，因两只提包装不下，剩下的只好分别掖到怀里，所以衣服都被撑得鼓鼓囊囊。
邓中夏放下筷子对陈独秀说：“我们先走了。”说完与罗章龙一人提起一只手提包走了出去。他俩要去城南游艺园，李大钊在那儿等他们。
陈先生也和张国焘、黄日癸起身出门，他们是去“新世界”。
“新世界”是一个广东商人仿照上海“大世界”建造的游艺场，座落在离“浣花春”不远的香厂路和万明路的交叉路口。这可是个热闹的去处，四层楼房里，有唱大鼓的，说相声的，演京戏的，放电影的。一到夜晚，便熙熙攘攘，笑语喧哗。
陈、张、黄三人一走进“新世界”的大门，张国焘便与陈、黄二人分头而行，穿过茶室又走进戏园。
黄日癸跟着陈先生到二楼三楼转了转，见到处灯火辉煌，又向四楼走去。
陈独秀没有想到身后一直有几个黑影尾随着他。他戴太阳帽，原是为了不让人认出来，可谁知这倒给那几个黑影指明了目标，白帽子游动到哪儿，黑影就跟随到那儿。
陈独秀和黄日癸来到四楼，看见露台上黑压压的一片人群，正在那儿看电影。陈先生立刻高兴地说：“这真是再好不过了！”摘下白帽往黄日癸怀里一塞，疾步跑上露台，从怀里掏出一叠《宣言》往空中一抛，即刻象天女散花一样在人们的头顶徐徐飘落。正在全神贯注看电影的人们，顿时秩序大乱，纷纷抢夺那在头顶飘舞的白纸。陈独秀乘此机会又甩出一大把。
这时候，一个黑影抢到一张白纸，马上拿到有光处去瞧。一看标题正是《北京市民宣言》。立刻尖声叫道：“就是他，就是他！”
黑暗中立即又窜出几个人来，一下子就扭住了陈独秀的两只胳膊。
商会、农会、国民外交协会和在京的山东籍人士收到学生们的《告各界书》之后，也都纷纷举行会议，并发出通电，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不承认“二十一条”，有的还对段氏内阁的卖国行径提出弹劾。全国各地都纷纷通电声援北京学生，就连北洋军阀吴佩孚也致函内阁，同情学生。
黄日癸一看情况不妙，飞身踏上天桥想溜。暗探接着便喊：“那边还有一个，快追！”
黄日癸急中生智，把怀中的传单全部从天桥上撒下，然后一边跑一边脱下长衫，连同白帽一起扔下桥去。接着便飞奔下楼，钻进混乱的人群。那两个穷追的暗探顿时失去了尾随半天的目标。
黄日癸跑到一楼，看见张国焘正在听相声的人群中散发传单，就分开人群上前拉住张国焘低声说：“陈先生被捕了！”
“开玩笑吧！”张国焘半信半疑。
正在这时，陈独秀被几个密探押下楼来。陈先生一边走一边高声大喊：“你们为什么无故抓人！”
张国焘明白，这是陈先生让他们赶快躲避，就对黄日癸说；“快走，找李先生去！”
二人便趁着混乱钻进夜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