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课信仰与生活：建立与挣扎##】前言经过了早期教会的挣扎、奋斗，教会终于成为了整个罗马帝国的信仰。到了主后五九○年，贵格利(Gregory)出任罗马教会的首领(即所谓的教皇)，教会乃进入了中古的时期，直到十六世纪初年，马丁路德(MartinLuther)成功地发动改教运动为止。自从罗马帝国分成两个部分后，东方(以希腊为首)的教会便与西方(以罗马为首)的教会渐行渐远了。各自的处境竟然不一样，教会的生态自然也就不尽相同。这种发展上的分歧，大致上在主后第六世纪的末年开始定型，结果形成了东方的希腊教会及西方的拉丁教会。前者因以传承使徒的道统作为自身的特色(当知教会源于帝国的东方，而且使徒都是东方人)，故称之为“正统教会”，也就是后来的东正教。后者则强*会的普世性、大公性，因而称为“大公教会”。到了第六、七世纪之间，西罗马帝国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由入侵者建立的王国。只是这些王国大多不甚稳定。久而久之，原先的西罗马帝国[即意大利(Italy)以及其西方的土地]在四分五裂下，乃由一些分封的王侯所统治，各自为政。这些大大小小的王侯，固然各自牵制，却也互相攻击、竞逐，以致中古的欧洲社会冲突不断，文化出现倒退的现象。至于原先的东罗马帝国，则因为政治上较为稳定，所以民生亦较之安宁。惟此帝国却早已与罗马无甚关连，且逐步发展为一个地区性的政府，统治意大利以东，直到土耳其(Turkey)一带的地区。这就是历史上的拜占廷帝国[拜占廷(Byzantine)乃是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的旧名]。然而，这帝国却日渐衰残，直到中古后期的一四五三年，终于覆亡于土耳其信奉回教的奥图曼帝国手上。拜占廷的基督教对整个欧洲的影响力也随之削弱。这个正统的运作中心，在拜占廷帝国倾覆后，更不得不转移到俄罗斯(Russia)地区去。因此，真正影响欧洲宗教信仰的主要因素，仍然是以罗马为首的大公教会。信仰生活的取向罗马教会在兵荒马乱的年日中，倒是出现了一些甚具魄力的领袖。诚如前文言及，当罗马城失陷时，就是仰仗当时的教会从中斡旋，才得免遭受大规模的破坏。到了主后五九○年，贵格利出任罗马的教皇，而其领导才能也进一步巩固了罗马教会的地位。一方面，他在教会内部推行改革，净化教会的领导层。对外，他也推行慈惠事工，帮助有需要的地方百姓面对困境。由于他相当看中宣教事工，遂使远至英伦(England)一带的地区，也归入到大公教会的信仰内。到了第九世纪，罗马教会的宣教事工，开始进一步扩展至东欧[即今日之罗马尼亚(Romania)、匈牙利(Hungary)、捷克(Czech)、波兰(Poland)等地]，以及北欧[远至今日的挪威(Norway)、瑞典(Sweden)一带]地区。自此以后，罗马教会更加认定自己才是所有教会的领袖。于此同时，在东方的正统教会，却还一直认定她才是昔日罗马光辉的继承者，所以西方的教会应该服从拜占廷的指挥才对。这种东西方的竞争，渐渐演变成彼此对立的格局，为日后的分裂埋下了伏笔。罗马教会既然是惟一维系整个欧洲的主要力量，因此其运作大致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而且，为了政令布达得以通行无阻，许多地方上的王侯也不得不拉拢教会，以取得神职人员的合作。于是罗马教会的地位又得以更加巩固并提升；只是这种声势所带来的不全是正面效果。由于政府和教会皆深入影响民生的每一个层面，导致中古的社会逐渐出现“政教合一”的现象。而教会作为信仰群体的特质，反倒逐渐模糊。放眼望去，教会的影响力除伸展到生活各层面外，信仰生活的素质却每况愈下。当时的老百姓，基本上都是教会的成员，然而信仰生活却不过是民生型态的一部分而已。加上文化倒退的影响，信仰生活就逐渐出现了僵硬的现象和迷信的色彩。举例而言，当日教会的神职人员，并不介意参加圣餐的人数或多或少(据一般情况，大家都会前来聚会)；然而他们却甚顾忌圣餐的酒若倒洒在地上要如何处置。原因是圣经曾说，这乃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参可14：24)。圣餐的饼若掉在地上，尚可捡起，流质的酒可就无法收回了。若真如此，岂不是将基督的血糟蹋在地上了吗？！诸如此类的问题，竟成了当日的关注焦点！另一件影响较远的事，便是“补罪”概念的流行。中古时期，教会流行所谓的“补赎礼”：就是犯罪的信徒，在清楚显出悔改的行为之后，由神职人员宣告其罪从此得到“补赎”并获得赦免。这种安排，不见得与圣经所说的“悔改”观念相符，但却变成一则引发长久争论的问题。除此之外，补赎的思想也让不少人认定，犯罪是可以藉某种善行来互相抵销的，而这就是“补罪”思想的来历。我们不难看出，在误导之下，补罪的概念很容易助长生活放纵，甚至成为犯罪的“帮凶”，因为信徒容易误会：不论犯下什么罪，只要以某种善行或功德补罪即可。在农民占大多数，且文化、教育皆退步的社会中，这种偏差观念的后遗症竟然四处窜行，甚至越演越烈。到了第十六世纪改教的时期，补罪概念之下所衍生的赎罪券争执，更引起轩然大波，带动了宗教改革的浪潮。另一方面，拜占廷帝国里的基督教素质，也出现了类似的走下坡现象。当信仰耶稣基督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教会关注的焦点就转移到一些非关键性的事情上面了。结果中古早期的东方教会就爆发了一场“图像之争”。所谓“图像”，指的是一些与殉道者之类的伟大信徒相关的纪念性物品，如画像、遗物等。一些信徒认为这些图像，对他们的信仰生活有所帮助，因而珍视，或甚至供奉这些东西。另一些信徒则认为这种珍视、供奉行为与敬拜偶像无异，故对此大加挞伐。这种争执，竟然从民间延伸到教会领袖当中，就连皇室人员乃至全国的主教长(其地位与罗马的教皇相若)，也被牵扯在内。其争论之烈，甚至引起了暴乱，也令意见相左的皇室与教会出现对立。整个事件从第八世纪初年开始，一直扰攘到第九世纪的中叶，才在容许图像存在的结论下收场，前后历时一百多年之久！这场内耗更加削弱了东方教会的影响力。由于图像一向被西方教会接纳，故这场争论也造成东西方的教会，在信仰课题的取向上歧见加深。修道主义及其贡献虽然教会面对诸般的冲击，信仰生活也变得复杂与混乱。但因此时修道院大量出现，于是就稳住了单纯的教会生活。无论我们这样去强调修道主义对中古的影响，都不会过分渲染其正面贡献。这些修道院承担了教育的任务，以至护卫了整个欧洲的文明，幸免于无知之风的摧残和瓦解。修道士亦从事耕作，且传授百姓农耕的知识，以至提升了社会朝向更高文明发展的水平。他们更是兵连祸劫中的忠心宣教士，殷勤教诲欧洲各地的百姓明白信仰的意义。当教会因为权利斗争、政教纠纷等困扰而失去方向时，他们却独立维持着单纯的信仰生活，支撑着气若游丝般的教会不至潦倒。这些修道院大致沿袭早期教会中的个人修道思想，同时也胸怀改革教会歪风的志向。期间虽然出现过腐败的情形，然而改革修道体制的决心和坚持修道主义的崇高宗教情操，却始终如一、历久不衰。修道人士虽然各有自己的源流，惟其中最重要者当数本笃派(OrderofSTBenedict)。本笃派人士从第六世纪开始，即成功地领导着修道风气的发展。举凡入会者必须经历一年的考验期，尔后才正式进入坚守贫穷、贞洁与服从的誓约中。他们一方面在规定的时段中恪守敬拜、默想、祈祷的操练，也在其他时段进行各种的活动，按着修道院的委派，或服侍社区、或从事耕种。其后的克吕尼派修会(CluniacOrder)亦继承此一理想，遂使修道主义这股力量迅速发展，且修道院的派别、数目与影响也逐渐增加。到了第十二世纪，单是克吕尼派的修会，就有一千五百所之多。在风雨飘摇的时期，一些教皇也来自修道院，领导教会对抗歪风。第十一世纪的贵格利七世即是典型的例子。藉此，修道主义成功地维持了西方社会宗教生活的道德、学术和信仰风貌。维京人与回教教徒中古的前半部时期，威胁信仰生活的因素，除了教会内部的争执(如图像等)，还有外在来自其他民族的侵扰。最为重要的就是来自挪威地区的维京人(Vikings)，以及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回教教徒。他们分别为西方与东方的社会带来了威胁和破坏。由于中古时期的信仰生活已成为日常民生的一部分，故这些威胁也强烈地冲击到中古教会的生态。自第七世纪起，维京人即开始到其他地区寻觅粮食。到了第八世纪，寻找却逐渐演变为掠夺，所波及的地区更扩展至英伦与西欧沿岸地区，这些掠夺更进一步成为大规模的入侵，而且这些“北方人”也陆续在欧洲一些地方建立了自己的王国。法国诺曼底(Normandy,France)就是一个例子(英文中的Norman就是来自“Northmen北方人”一词)。定居下来的入侵者一方面保留着自身的宗教型态，但又不得不认同雄据欧洲的基督教信仰。同时这些人又以统治者的身分影响了日常的民生。于是大众化的基督教型态，就进一步朝着异教风气发展，信仰的单纯性亦因而受到更大的压力。回教也于此时期出现在欧洲东方的边陲。其影响范围，到了第七世纪便从阿拉伯半岛向西延伸至北非洲，又向北延伸到小亚细亚。这些地区原先都是信奉基督教的地区。及至第八世纪中叶，回教势力则更猖獗地席卷整个北非，及至部分西班牙(Spain)地区。尤其严重的是，基督教的发源地[以色列(Israel)、埃及(Egypt)北部、土耳其东部等地]皆陆续落入了回教的势力范围，教会生活因之大受影响。由于回教教徒所采取的也是政教合一的体制，故原先信奉基督教的人士不得不改信回教。部分不愿放弃信仰的基督徒，则饱受逼迫。先前欧洲信徒经常到耶路撒冷等地朝圣，如今旅程则充斥着凶险。教会的影响力在这些地区因而没落，甚至完全消失。回教教徒的出现，也让拜占廷帝国备受威胁。之前，拜占廷与波斯(Persia)之间长期对峙、冲突，导致国力多有损伤。及至波斯归附回教之后，土耳其也逐渐成为回教地区。拜占廷帝国日趋没落之后，东方教会的发展也随之受到极大的阻碍。这个左右教会发展的因素，一直影响着欧洲教会，直到宗教改革的时期。问题研讨一、政治与宗教的关系，在中古一直纠缠不清。今天信徒当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二、修道主义的行为，今天看来有点极端，却在中古时期作出巨大贡献。我们从中可以学习到哪些功课？三、基督教在成为所有人生活的一部分时，其单纯性就会出现危机。我们该如何加以克服呢？【##第50课信仰与生活：偏差与腐败##】前言中古教会的前半部可说是一段“建立与挣扎”的时期。只是当罗马教会的权势愈来愈高涨时，建立与挣扎乃被“统领与指挥”所取代，教会的面貌也因此开始出现了偏差与腐败。其中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就是东西方教会在一○五四年的正式决裂。诚如之前所述及的，东西方教会的差异由来已久。只是碍于”教会一家”的观念(这也是自325年《尼西亚信经》颁布以来，大家所公认的信仰纲领之一)，双方仍尽量维持表面上的和谐。事实上，除了政治环境的不同，双方也在颇多的课题上存有争议。例如，东方教会将复活节日期的计算与逾越节的日期挂钩，因而复活节一定落在逾越节后的第三天。这做法，固然能够帮助信徒在复活节思念耶稣为逾越节的羔羊，只是如此一来，复活节就不一定落在星期日了。西方的罗马教会则一直按主日的计算来决定复活节的日期，使复活节的庆祝活动一定在星期日进行。但是这样的复活节却未必与逾越节连在一起。事实上，这两个算法各有千秋，但是在谁该服从谁的问题出现后，就落入水火不容的局面。双方其他方面的争执，还包括了对图像的态度、对《尼西亚信经》文字上的差异，以及圣餐是否应选用无酵饼等课题。因此在一○五四年，当罗马教会派遣使者到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却备受冷落时，即被冠予“藐视罗马教会的最高领导人(即教皇)”的罪名，扬言将君士坦丁堡主教长逐出教会。旋踵君士坦丁堡主教长竟以“驱逐教皇出教会”来作回应。双方对峙的火焰，终于触动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分裂。东西方的教会从此分家，互不来往，直到拜占廷帝国覆亡，东方教会的中心从希腊(Greece)转移到俄罗斯(Russia)去后，仍然如此。这场分裂一方面凸显了双方的矛盾，其实也标示着教会的偏差与腐败。当教会不再标榜耶稣基督为元首；当福音的传播与属灵生命的建立不再是教会的首要任务，那些偏差、腐败的现象就会出现！教皇权势与政教之争自从踏入第十一世纪，罗马教皇的权势即朝向顶峰发展。在中古的早期，教皇的身分仍是彼得的代表，而《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八节似乎指向彼得为教会在地上的元首(其实该经文的解释一向颇具争议)，故教皇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众教会的元首。到了中古的后期，教皇的身分进一步成为基督在地上的代表。既然基督乃是万有的主宰(参弗1：20～23)，教皇的地位当然也就凌驾于所有权势之上了。与这微秒变化同时期出现的，乃是一份日渐流传被称作《君士坦丁的封赠》的文件。该文件据说源自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声称罗马主教的地位高于所有其他教会的主教，并有权管理所有神职人员；此外，君士坦丁也将罗马(Rome)邻近的意大利(Italy)地区赠与罗马教会，如此一来，罗马教皇又拥有治理国土的权柄。由于这份文件被认为是出自君士坦丁之手，所以连反对教皇的人都认可其权威。这自然提升了教皇的地位，甚至连当日的王侯也不得不畏惧三分。只是到了第十五世纪，大家才发现这原来是第八世纪某位修士杜撰的伪造文件！由此可见，教会在看重权势的过程中，是如何逐渐地腐败了！在教会的层面，罗马教廷的权势固然无人能及；但是在王侯等统治阶层中，却出现了反对的声浪。当王侯的势力仍处于微不足道的阶段时，教会与各地政府之间乃相安无事。只是到了较后的时期，欧洲开始出现一些势力较大的王侯；同时，国家意识也开始在一些地区中萌生。例如，日耳曼人就逐渐体会自己乃是一个单一的民族。难道这民族的统治者包括了许多王侯，大家却愈来愈意识到自己乃是“德国人”，与意大利和法兰西等的人不一样。因此，在国家治理的大事上，这些统治者即认定教皇应该专注于教会的事务，而让政府来决定民事。其实教会此时的势力，已经深入参与在民事的决策与执行中。既然所有“地方百姓”也都是“教会信徒”，因此，教会于政府之间的纠纷也就无从避免了。最能表露此一争执的，莫过于地区主教的委任问题了。每当地区主教出缺之时，地方上的王侯就会立即委派继任人，以确保教会得以继续运作。这类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偏远地区，罗马也委实无法及时处理(昔日的通讯、交通不比如今)。王侯也往往藉此委任自己的亲信填补那些空缺，以确保政令通行和该地区对自己效忠。然而，这风气明显与罗马的地位和权势抵触，而且政府的委任也往往带来利益输送的弊端。罗马教会因此极力反对，并因而在英国(UnitedKingdom)、法国(France)、德国(Germany)等地造成政教之间的严重冲突，甚至出现兵戎相见的场面。表面看来，教会在这些争执中居于上风。到了第十三世纪初期，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III)在位时，教会的权势更加达到颠峰，就连一些欧洲王室的婚姻，都得经过教皇批准才可。然而这种“盛气”却招来地方王侯的反感。英诺森之后的一百年间，教会的权势就逐步下降。到了第十四世纪初年，一些强势的君王(如英、法的统治者)甚至伺机羞辱教皇，以压抑其气焰。呼风唤雨的权势，换来的至终不过是王侯心底里的敌意。及至宗教改革风潮出现，许多王侯竟执意支持马丁路德(MartinLuther)，此乃当初教皇始料不及的！权威之争固然涉及了真理层面的考量，但也显然地搀杂了利益、权力的因素在内。教会的属灵光景在争权夺利中逐渐沦为次要的事情；与教会身分不符的腐败行径也就此抬头了。十字军东征这种名实不相符的行径之一，而又影响深远的，就是十字军的东征了。从一○九五年首次十字军东征开始，到一二七○年最后一次的东征，在将近二百年的岁月中，成千上万的军人，在十字架的旗号下，一波接一波地前往东方征讨。欧洲的基督徒社会也一直观望这些东征的队伍，是否真能解救圣地，使之脱离异教教徒的控制。促使十字军出现的原因，可说是多方面的。由于拜占廷帝国走下坡，无力善加保护信徒；土耳其(Turkey)回教教徒崛起后又以激烈手段压制基督徒，使得许多信奉基督的人，不得不面对被杀或被卖为奴的惨境。这等消息传到欧洲社会，激发了许多人同仇敌忾的意识，扬言要为神争战。此外，平安地前往圣地朝圣的需要也甚庞大，但是这些异教教徒却控制着朝圣的路线及目的地。加上欧洲的基督教王侯新近成功地击败了信奉回教的入侵者，从回教教徒手中夺回一度失陷的西班牙(Spain)及西西里岛(Sicilia)。许多人因此受到激励，要进一步征讨这些异教分子，收复失地。因此，当解救耶路撒冷弟兄于水深火热中的呼召发出，以及以驱逐回教教徒来恢复圣地面貌之指令下达后，第一次的十字军就浩浩荡荡踏上了征途。号召此次史无前例之十字军的，正是当时的教皇乌耳班二世(UrbanII)。这种假信仰之名，却行杀戮之实的军事行动，竟然由教会的最高领袖所倡导！抚今追昔，实令人匪夷所思、不胜唏嘘！正因为当时教会的领袖确实能够号令欧洲，加上许多人也只知道靠打仗维生；如此一来，就连欧洲所有的主要王侯和整个地区的百姓，都卷入了多次所谓的“圣战”行动。尽管十字军于第十二世纪在耶路撒冷地区，建立了一个短暂并具拉丁色彩的王国；然而，十字军东征大体而言是失败的。参与行动的王侯皆伺机成为军事盟主，号令天下，因而军队内部出现了相互竞争和排斥，弄得军队内部号令不一。从军的人当中，更多人藉此良机寻找生活出路，甚或逃避家乡的某些责任。更糟的是一些亡命之徒也趁机从军，以求平步青云。结果，十字军行经之处，往往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甚至有十字军途径拜占廷帝国疆域时，大肆烧杀掳掠，无所不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前往巴勒斯坦(Palestine)！沿途的许多犹太人社区也遭到打击和掠夺。十字军东征的基本目的，有如轻烟消散，一事无成！反而回教与基督教之间，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怨怼、仇恨却因此加深；东方的拜占廷教会与西方的拉丁教会也因此更加互不信任。惟一正面的，倒是欧洲与中东地区，从此有了某种程度的交通往来，促成了文化上的交流，也帮助一些重要的典籍从东方流入欧洲；此番成果确实出人意料。纵然如此，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始终是教会的一记败笔！经院学派抬头中古时代予人的印象，往往是一片的黑暗与落后，而事实不然。分封的王侯固然相互攻讦、争斗不休，然而，大家不要忘记，修道院仍然继续肩负着维持文化进步的使命。许多修道院为此聚集了一些学有专精的人士，设馆授徒。另外一些主要的教会中心，也在其主教的座堂里面，汇聚了一些学者，以作推广学术思维的工夫。这些修道院与座堂的学者，逐渐吸引了其他学者前来，形成了一些学术群体。同时，学科与学制也在这等学术中心逐步被规划起来。到了第十二世纪，这股学术研究的风气，促成欧洲地区兴起多所名闻遐迩的大学，包括巴黎大学(UniversitedeParis)、牛津大学(UniversityofOxford)、剑桥大学(UniversiteofCambridge)等。这些大学的课程分成初级、中级、高级三个水平，而最终的高级(博士)课程分为医学、法律及神学三个学习范畴，其中尤以神学的探讨最为显著与重要。由此可见，信仰在早期大学中所占之分量和地位，乃是举足轻重的。大学的出现，不但进一步带动并推广学术研究的气氛，更催生了所谓的“经院学派”。“经院学派”所标榜是一个崇高的理想，学者企图将各种各样的学问整合成一个统一的体系，使人类可以拥有整全的知识。它背后的观点认为：不论是哪一个学科，所有真实的知识、学问都是从神而来的，因此一切的学问皆彼此关联互相影响。只要我们从事精密的思维和彻底的探究，就能够建构一个涵盖一切的、整全的学问体系。因此上至天文、下及地理，都成了经院学者所欲探究的课题。加上教会从开始即参与在大学的建立中，许多修道士其实也就是这些经院学者队伍中的一分子。中古后期(从十三世纪开始)出现的学者，诸如多玛斯阿奎那(ThomasAquinas)就是来自修道背景的修士。这些学者极欲努力整合神学与哲学思想，以使基督教信仰扎根于坚实的基础上。姑勿论他们努力的成果如何，这份心志本身却是值得嘉许的。这些人为信仰作出的贡献，不仅在当时被视作瑰宝，即使在今日，他们努力与心血的结晶，仍然是许多人研究的对象。中古的教会之所以没有在腐败中消失，实归功于这些以学问工夫服侍神、服侍教会的学者！问题研讨一、有人指出：“权力带来腐化，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化。”综观中古时期，我们可以有哪些学习及体会？二、维护神真理与维护自身权益，往往只是一线之差。今日的信徒当如何自守，得免掉进这种漩涡？三、学术工夫对信仰一直有其正面贡献。今日的教会当怎样善用资源，以使福音发挥更加正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