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哥哥从北京回来。看得出他此行玩得很开心，到家就跟我吹嘘，并且从中午一直吹到晚上，大吹特吹他此行的所见所闻。尤其喜欢吹嘘他荣幸地见到了伟大领袖**，说主席从**城楼上走下来与红卫兵近距离接触，幸运的是，他离主席很近，就连主席下巴上那颗伟人痣他都看得清清楚楚。当然也有遗憾的地方，那就是他为了拔鞋跟而失去跟主席握手的好机会。

　　他的话让我想起南通之行，要不是几碗冷水，还轮不到他跟我吹嘘。不过，也有让我佩服的地方，那就是他胸前别了一枚闪亮的**像章，以及他自创的那首杰作《游昆明湖》:

　　久闻其盛名，

　　映眼三尺冰。

　　龟鳖鱼蛙虾，

　　皆封冰下沉。

　　这么“伟大”的诗句，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出来的。后来我跟他讲起小姐姐，才如一盆冰水从头浇到他脚后跟。他知道，这种噩运离自己也不远了。

　　仅仅几个月的大串联让国家吃不消了。中央认为百万红卫兵打着文g的旗号，以“忠心”二字为借口，用串联取经为幌子，其目的就是到处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到头来一分不给。不仅如此，他们还常常与地方政府发生纠纷，产生矛盾，继而寻衅滋事。再让他们这样转悠下去，会给国家财政以及各地治安带来很大压力。于是中央下令停止串联，全国所有的红卫兵全部返校复课闹革命。

　　先是停课闹革命，继而复课闹革命，翻来覆去，哪有这么容易。小将们的心早已经乱了，哪还有心思坐到教室里去听那些“臭老九”（当时对知识分子的称呼）灌输“毒素”呢，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g命进行到底。

　　中央有信心，地方有决心。由首都带头，全国各地又掀起一股新的风潮。地、富、反、坏、右分子，各级政府机构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学术界，科研机抅，教育系统……等等，所有“阶级敌人”通通被打倒。哥哥除了夜里回来睡觉，其它时间都蹲在学校里忙活，跟在那帮红卫兵同学后面今天抄张三家，明天抄李四家。父母多次提醒他收敛点，不要做损人的事情。可是，哥哥被他们拴得紧紧的，已经身不由己。红卫兵们疯了，只要北京吹阵风，他们马上就行动。在他们看来，北京街头飘过来的都是好的，只有造反才会有理，只有打砸抢才叫闹革命。在这种潮流下，哪个想退都难。如果有人真要退缩，将会被同学们视为不是**的红卫兵，不是革命派，甚至会把你揪出来批判。

　　当时我县郊区一个蔬菜生产队里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位初中学生张某，性格独特，不合潮流。他既不参加红卫兵，也不参与打砸抢。革命小将们责问他:“你家是贫农成份，你是无产阶级的后代，你为什么不参加红卫兵？为什么不参加我们的革命行动？”

　　张某听后反驳道:“参不参加是我的自由。再说党中央也没有规定贫农出身的学生就一定要参加红卫兵啊。”

　　他的驳斥固然有理，但主要还是因为他出身好，所以小将们暂且放过他。可是，他这种行为却被队里一位靠造反上台的女干部盯上了。有一回他没注意一屁股坐在《**语录》本上。结果老帐新帐一起算，诉他三大罪状:一是拒绝参加红卫兵组织，思想反动；二是一个人南下广州串联，这种行动既是蔑视**，又是寻机判国；三是说他有意将“红宝书”压在屁股下面，暗指主席的话屁都不如。此三条像三座大山一样压在他身上，让他再也翻不过身来。最终将他定为了反动学生，并在他头上扣了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最后还判了他五年徒刑并押送农场强制改造。

　　有一天我问哥哥:“爸妈叫你不要去抄别人的家，你怎么不听他们的话呢？”

　　他回答道:“不是不听他们的。其实我看那些被抄的人家也挺可怜，我是身不由己啊！我也想往后退，可是这样会遭到同学们的唾骂和打击。所以我只能做到尽量少动手，甚至不动手。”

　　我又问他:“那我爸过去也是资本家，我家会不会被你们这些人抄呢？”

　　他这样回答我:“不可能吧。爸是爱国人士，又是民族资本家，我想他们不会抄我们家。起码我的同学不会这么干。”

　　听得出，他讲话底气不足。

　　“要是真有人抄我们家，你能叫他们不抄吗？”我再次追问。

　　“这……这个你就别去多想了。不可能发生的事，想它做什么。”

　　不过我宁信他的话是真的:爸是爱国人士，我家不会被抄。

　　1967年12月29日这一天，哥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那天晚上哥仍在外面“疯狂”。九时许，一群覆釜中学的红卫兵闯进我家，那架势跟土匪没有两样，门刚踢开就喝令我们出去。接着就是翻箱、倒柜、挖地、捣墙壁，只要值钱的东西全被他们拿到天井里，就连父母结婚作为纪念的一条鸳鸯绸丝被面也没放过。

　　这时我看到一个红卫兵正在把玩我家的一把银锁。这把银锁我们姐弟八人小时候都戴过，它被母亲视为家中宝。后来母亲把它收藏起来，偶尔才把它拿出来让大家赏玩。现在竟落入他人之手，我怎肯罢休，于是上去抢夺。可是还没碰到锁边就被那一位一脚踢趴在地上。母亲赶紧上来将我扶起，并紧紧地搂住我不让我挣脱。

　　之后，他们将掠夺的东西装上车。正待离去时，哥哥回来了，在大门口与这帮人撞了个正着。哥哥吃惊地望着他们不知说什么好。为首的那一位得意地对哥哥说了声“对不起”，便扬长而去。

　　家里像被鬼子扫荡过似的，一片狼藉。看到这些，哥哥蹲下身去，坐在门槛上捂面痛哭。

　　看热闹的人都已散去。

　　父亲走过去拍拍哥哥的肩膀说:“起来吧，帮着一起整理，今晚还要睡觉呢。”

　　可是这只是悲剧开始。

　　第二天下午，父亲单位造反派又来我家“打劫”。他们重复着昨晚的程序，结果什么也没捞到。这怎么行呢，总不能空手而归吧，于是又开始挖地砖，捣墙壁，掏鸡窝……只差没有上房揭瓦。就这样捣腾了半天仍一无所获。后来不知哪一位从橱柜里翻出一双外婆做给母亲的绣花鞋。他们竟没放过它，用纸包起来放到大车上去。

　　本以为他们就此走人。没想到带队的那个侯道凡——“侯司令”并不甘心，又指挥那帮人将我家橱、柜、门、窗户上所有铜件全部撬走，说这些东西都是四旧物品必须铲除。

　　面对他们的摧残，我们全家人只能无奈地站在那里，既不敢怒，又不敢言。我在想:这些人怎么连强盗都不如呢！

　　大概造反派认为我家是金矿，没隔几天，母亲单位又来了一伙儿人。他们站在屋子中央向四周张望，一会儿又抬头看看屋梁……母亲强装笑脸给他们倒水，并小声地对那位头说:“王司令，前几天我家已被抄过两次。这样吧，你们歇着，我把柜、橱里面的东西捧出来给你们看。行吗？”

　　我知道母亲这样做是怕他们又把东西扔在地上，弄乱弄脏后又要整理。

　　王司令真好说话，点点头对母亲说:“红卫兵们过来我知道，酒厂里这些家伙就太不地道了。之前我们两家讲好联手过来的，可是他们不讲信用竟先行一步。我看你也不要把东西往外捧，被他们经过手已不可能再有什么好东西了。”

　　对这位司令，母亲跟他说了很多好话，走时，父亲还把他们送到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