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数月治疗，父亲的病情已趋于稳定。母亲跟医生商量了一下，决定让父亲回家养病。

　　然而祸不单行。父亲出院的第三天，一封海外来信打破了我家短暂的宁静。

　　上午十时许，我在巷子里生煤炉，邮递员过来了。其他人都围上去寻问有没有自家的信，唯我没有凑过去。在我的记忆中，好久没人给我家写信了。

　　邮递员发给两户人家后，向我这边走来。他问我:“成望涯家里有人吗？”我说:“我就是他的儿子。”他说:“你家有一封国外的挂号信，签收一下吧。”

　　接信后一看:新加波。我立即怔住，这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吗？为了一个在台湾的大伯，父亲变成了“特务”。这会儿又冒出一个新加坡的人来，这怎么得了，父亲就是有十张嘴也撇不清啊。我愣在那里不敢签字。

　　这时巷子里所有大人小孩都围拢过来，你一言，我一语，说什么的都有。讲得最难听的是那个在文攻武卫干事的冷建:“悬子，你家财运真好，解放前你老爸是个资本家，你家发了大财。现在更加好，又有外国财主跟你们联系，往后你们家会有大把大把的钞票花了。”

　　这种话在当时听起来十分可怕。可是黄大华讲得更吓人:“悬子，以前别人说你老子是特务我还有点怀疑，不十分相信。今天真相大白，你家那个疯老头恐怕还真是个隐藏极深的大特务呢！”

　　幸亏我手中没枪，否则不知道会不会失去理智。

　　我抓起邮递员手中的笔，在签收栏上签名。当我将他们推开后，那位文g开始就不理我的淀粉厂造反派司令的儿子商煌冲了过来:“悬子！”他抓住我的手说，“信封上的邮票你一定要收好，我愿意用一个苹果跟你换。”

　　我瞪了他一眼，甩开他，将信往袋子里一揣，拎起煤炉往家走。

　　父亲坐在椅子上听广播，见我进屋便问:“刚才外面吵什么？”

　　我放下煤炉说:“家里来了一封信，还是国外的，他们都觉得惊奇……”

　　没等我把话讲完，他急切地说:“信在哪里？你没拆吧？快把它拿给我！”

　　我赶紧把信掏给他。父亲没有拆开它，而是反复翻看着封面和封背。我耐不住地问道:“爸，我家在新加坡也有亲戚吗？你怎么不拆开来看看呢？”

　　父亲没有回答，仍低着头在那里翻来覆去地摆弄着那封未拆的信。我觉得他很反常，于是蹲下去看他。父亲的神色很不正常，与那次在精神病院里的眼神极为相似。我慌了，抓住他的手不停地摇晃，喊道:“爸，爸……”可他一点反应也没有。

　　过了会儿他突然开口，讲的东西挺吓人:“陈岳……特务……陈岳……特务……”之后就这么一直唠叨着。

　　特务好理解，而陈岳是谁？

　　声音惊动了隔壁的谭大妈，她赶紧跑过来。见此状况，她说:“悬子，我看着你爸，你快把你妈叫回来。”

　　我松开父亲的手撒腿就跑。

　　母亲见我如此慌张，知道家中出事。我把情况告诉她。这时站在一旁的苗主任说:“瞿媛，你快回去吧。下午就不要上班了。”

　　我跟母亲一路小跑，到家时父亲已坐在地上，他嘴里还在唠叨着……手里仍然紧捏着那封信。

　　谭妈说我走后父亲就滑到在地，怎么拉也拉不起来。

　　这时正好哥哥回来了，大家一起将父亲弄到床上去。之后母亲费了好大劲才掰开他的手，把那封信拿过来。

　　母亲看了一眼信封，便气愤地说:“都是这封信害人！目前他们厂的造反派正愁抓不到他做特务的证据。这下好了，证据来了，你父亲收到这种信怎能不害怕呢！一受刺激，病又发作了！”

　　看来让父亲在家静养已不现实。于是母亲决定将父亲再送医院。下午母亲叫哥哥去她店里借来一部送货的大板车，然后我们一起将父亲送往医院。

　　这天下午我们在医院里呆到半夜才回来。灯下母亲仔细地翻看着信封的正反面，仍然没敢拆开它。哥哥凑上去问道:“妈，新加坡怎会有人寄信给我们呢？这人到底是谁？跟爸嘴里讲的那个陈岳有关系吗？你和爸怎么就不敢拆开它看看呢？”

　　母亲将信藏进口袋，说:“你们也大了，有些事情再瞒你们已无必要。坐下来吧，我慢慢地讲给你们听。”

　　接着母亲将一段我们从不知晓的家事告诉我们:“你们都知道台湾有个大伯。可是你们对他的情况知道得很少。以前你们常问我这件事，我都以不大清楚敷衍你们，就是不想让你们知道得太多。因为懂多了对你们没有好处。

　　“你大伯跟你父亲是一对双胞胎，名叫陈岳。两人从小感情就好，吃喝玩耍、上学……就连睡觉都睡在一头。因为你们的大姑奶奶家没有孩子，所以在她的要求下，你爷爷就把你们十岁大的大伯给她家抱养。因此你大伯也就改姓大姑老爷的姓。因为两家离得很近，实际上小哥俩每天还在一起玩耍，一起上学。

　　“青年时期两人都离开家乡。你大伯选择从军并考上黄浦军校第十四期生。你父亲经一个本家叔叔介绍来到覆釜，后来创办了惠泉酒厂，也就是现在已充公的覆釜酒厂。

　　“大伯军校毕业后进了汤恩伯的部队，后来又进了上海市警察局，经过努力很快就升为中校副处长。在上海的这段时间，他有空会来我家聚聚。

　　“四六年底，作为蒋j石的嫡系，你大伯被派往台湾基隆市扩建基隆军港。现在看来当时蒋j石就在为日后败退留后路。不久辽沈战役打响，国民党完败。这时，大伯大概已经嗅到了什么，来信力劝你父亲携全家人去台湾发展。可是望涯没多加考虑就回绝。他跟我讲，说我们是生意人，无论哪个政党执政都不可能抑工抑商。说到底他还是舍不得这份家业。

　　“一九四八年覆釜解放。刚开始酒厂生产经营还可以，政府对民族资本工业基本上不加干涉。后来朝鲜战争打响，你父亲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出资支援志愿军购买飞机大炮。在全县工商界他是第一个带头捐款的，并且金额不菲，因此得到政府高度赞扬。因为你父亲的这种慷慨之举，政府给他定为爱国民族资本家。为此，你父亲还庆幸，幸亏没听你大伯的话去台湾。

　　“可是好景不长，san反、五反……运动就开始了。之后几年，我家酒厂无法交纳高额税收，只能靠变卖家产来勉强支撑。

　　“一九五六年三月初五日，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它是我跟你们父亲的结婚纪念日，也是你来到世上的第一天，更巧的是随着你的一声啼哭，这个经过你父亲二十多年辛苦经营且声誉极好的酒厂在无力支撑的情况下倒闭了。之后所有设备和设施都交给政府公私合营。

　　“此间八年里（四八年至五六年）大伯还会来信。不过不是从台湾寄出。而是从香港或者新加坡邮过来。可是望涯从来不敢拆开它，转手就交给政府。那边屡次接不到回信，也就不再寄了。没想到时隔这么多年，你大伯又给我们写信，而且还在这种非常时期。他怎么就不为我们想想呢！这不是在害你爸，害我们全家吗！”

　　哥哥问道:“妈，信封上既没写台湾，也没写大伯的名字，你怎么就晓得一定是大伯写的呢？”

　　“大伯的字我们太熟悉了，一看就知道是他的笔迹。再说，除他之外我们家在海外也没第二个亲戚，更没一个朋友。”

　　“哦，真没想到是这种情况。难怪爸吓成那样。大伯跟爸都不简单，将来我能有他们一半成就就不错了。”大哥说。

　　这时我插上去说道:“妈，爸那时能听大伯的话去台湾就好了。那我们现在就不要夹着尾巴做人了。”

　　“不要责怪他。一个生意人哪有那么敏锐的政治远见呢？不要说你父亲这么个小老板，像荣毅仁那样的大老板不也留下来了吗。当然，后来有人当上政府高官，有的死在牢里。用唯心的话讲，各人有各人的命，天命不可违啊！”

　　“什么命不命的，”我说，“我就不信。爸以前跟我们讲过，说祸福……我记不清了，唯人……我也记不清了。”

　　“祸福无门，唯人自取。”哥哥补充道。

　　“对。祸和福都是自找的。爸厂里的那个侯司令要是不起来造反，就他那个没人瞧得起的东西能这样耀武扬威地骑在人头上拉屎吗？哥，我们以后也要将头抬起来，再有人骂我们，侮辱我们，我们就一块儿上，不把他们骂得个头臭尾臭浑身臭绝不住口。你別再像个小媳妇似的整天窝在家里不出去，也到学校里去转转。你晓得吗，你们校里的红卫兵已经分成两派，一派叫‘遵义’，一派叫‘延安’，两派的人每天都在吵架，听说马上还要动手打起来，真是热闹得不得了。我看你也去加入一派，跟另一派斗架去，这样总比整天蹲在家里有意思的多。我呢，哪里好玩去哪里，反正往人堆里钻，管他三七二十一呢，他们瞧不起我们，我们还瞧不起他们呢。”

　　发泄一通后又对母亲说:“妈，把那封信拆开来看看吧，有什么大不了的，顶多把我们全家人都当成特务抓去坐牢。我看现在这种遭罪的日子比坐牢也好不了多少。”

　　母亲根本没有想到从我嘴里会讲出这种荒谬而又可怕的话。

　　“胡说八道！”她怒斥道，“你这种言论会毁掉全家。从今以后再不许你讲这些疯话。我交代你们，把我今天跟你们讲的这些东西全都咽到肚子里面去，一旦外泄全家人都会遭殃。不早了，都给我睡觉去。”

　　此刻母亲已在懊悔，不该跟我们讲这些。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就将那封宝贵的信交给单位造反派。从此以后，我家再也没有收到大伯的信。

　　直到改革开放后，大伯的一位好友回大陆探亲，他特地找到我家，我们才知道大伯已去世多年。据他讲大伯临终前一直都在念叨着大陆的亲人，尤其想念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