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吹，战鼓擂，世界上到底谁怕谁！”在这种口号下，覆中红卫兵再也不满足打口水战了。文斗数月的“遵义”和“延安”两大造反组织之间爆发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武斗。以城市学生居多的“遵义”被认为是倒皇派，以农村学生为主的“延安”被认为是保皇派。窝在家中数月的哥哥在倒派同学的“绑架”下，再次被裹挟进去。

　　事情虽小，闹得却很大。就因为一桩小事情，两派之间大打出手，最后保派学生退缩到一座小楼中。而倒派同学并没罢手，又对小楼发起总攻。在保派学生的顽强抵抗下，倒派学生用了一整夜时间才将小楼攻下来。虽然倒派取得胜利，将保派学生驱逐出城，可是双方付出的代价都不小，学生中断胳膊断腿的有好几个，头破血流者就更加多。在这次战役中我哥也光荣负伤——左臂骨折。

　　保派学生没有因战败而气馁。他们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经过认真研读毛z东同志的军事战略理论，最终通过联盟农民兄弟并运用“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来对付倒派。路线正确了，胜利也就来了。

　　那天深夜，一阵锣响，瞬间城外火光四起，杀声震天。这时，“延安”的红卫兵在覆县农民造反总司令部的配合下，与这些农民兄弟从四城门向城里杀来。尽管“遵义”的红卫兵早有准备，可是在人多势众并且还配备了锄头和镰刀的对手的攻击下，“遵义”的红卫兵很快就溃败下来，最后撤到一座政府机关大院里作垂死挣扎。

　　天亮不久，“延安”司令部勒令“遵义”司令必须在上午九点之前率众投降，否则抓到后将严惩。“遵义”的红卫兵不理他们，摆出一副誓死不降的架势。结果当钟楼大钟刚敲九下，“延安”兵即发起猛烈攻击，一时间梭镖如雨点样射进大院……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遵义”司令只得下令缴械投降。

　　胜利的“延安”并没因为对方投降就饶过他们。除了重伤员以外，其他人必须举起双手，脱去鞋袜，然后全被押解到大街上游街示众。

　　这次可不像上次，“延安”几乎没受任何损失，而“遵义”的红卫兵却吃尽苦头。所幸的是，我哥因为受伤蹲在家里而逃过一劫。

　　比起外地，我县算是好的。省城里挹江门上已架起机枪，在军管会的压制下才得已平息。

　　大学不办，中学停课，工商业又极度萧条，大量知识青年滞留在城市里，整天无所事事聚在一起议论、传播着各种小道消息。

　　长此下去，这些刚经过文g战斗洗礼的年轻人很可能会死灰复燃再次大闹起来。中央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以及解决它的迫切性。

　　文g前几年和文g初期毕业的学生已被赶到农村去。文g中“大闹天空”的这些学生又该怎么办呢？这时我们伟大领袖**及时发出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于是，全国各地又展开一场规模宏大的学生上山下乡运动。我哥难逃厄运，因此家中再次笼罩在忧伤的气氛中。

　　在此期间，除少数思想激进的学生表现出极度亢奋外，其他学生都感到末日来临。昨天还生龙活虎上串下跳的学生们，此时都蔫了，个个恨不得能患上一身重病，这样就能赖在城里不下放。

　　对于大量出现的“病孩”，政府要求必须拿出医院开出的伤病证明方才认可。也不知道哥哥是从哪里学来的秘招，天天在家里蹦跳，说蹦跳几天就可以蹦出“肝肿大”。折腾几天后去体检，结果肝大五公分，距离留城标准还差一公分。哥哥肺都要气炸了，回家后大骂医生缺德。后来几天都躺在床上不起来，气得饭也不想吃。

　　也难怪，哥哥曾多次去过姐姐们插队的地方，对她们的困苦生活了如指掌。他誓言坚决不下放，并且说到做到，后来采取逃避躲藏的方法对抗政府。兜里没钱走不远，他只能在周边乡村里“打游击”。今天跑到三姐那里躲两天，明天逃到四姐那里藏起来……姐姐们插队的地方都被他跑遍了。

　　不久，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我县一千六百多名“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自愿申请”去农村务农。

　　1968年9月10日这一天，县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欢送仪式，将这些滞留在城里，使政府头痛的知识青年请出城市，奔赴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哥哥不在其中，成功地躲过这一阵。之后，他就这么游走于几个姐姐之间。

　　一天下午，他在附近一个小镇上闲逛，遇上了父亲单位的一个造反派。此人一把抓住哥哥就往车站拖，嘴上还在说:“好你个兔崽子，我们几个部门都在找你，原来你躲在乡下。走，先把你带进城再说。”

　　哥哥趁他掏钱买票时，挣脱他的手逃跑了。

　　晚上他惊恐地在六姐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说必须赶紧离开。姐姐叫他别乱跑，避上几天再说。他说此处不能久留，后来早饭一吃就逃跑了。

　　去哪里呢？俗话说“病急乱投医”。这时他竟然想到覆东县的二姐。此刻，母亲的嘱咐已被他忘在脑后，他竟希望二姐能救他。

　　不敢去车站，他只能步行去覆北县，然后再从覆北车站乘车去覆东。

　　二姐何许人也，虽然她先天“根不正”，但她后天“苗正红”。就哥哥这么个烫手山芋她能容下吗？这不是坏了她的名声，毁了她的家吗？结果被二姐用苦肉计逐出家门。

　　走投无路，只好回家。后来在多方的威逼下举手投降。

　　第二天早晨，也就是“大部队”走后的第十天。没有锣鼓，没有鞭炮，母亲陪着哥哥去了一个叫做“三面通”的公社。从此，国家又甩掉一个包袱，我家又光荣地多了一位“贫下中农”，而农民伯伯又新增了一个跟他们分食的可怜虫。

　　后来我去过哥哥插队的地方。难怪他想赖在城里不下放，条件确实艰苦。当地没有一口水井，饮用水全是河水。因为水质浑浊，舀上来必须先存放在水缸里用明矾沉淀一夜后才能用。因此，苦涩得非常难喝。另外家家户户房屋的墙壁都是用芦苇帐搭起来的，外面刮大风，里面刮小风；外面下大雨，里面飘小雨。我去的那天夜里正好下大雪，一夜过来地上白了一大片，屋里屋外几乎没有温差，加上床上垫得又少，上面盖得又薄，冻得我一夜没睡着。第二天起床，水缸里结了厚厚的一层冰。

　　我脸也没洗，饭也没吃，赶快逃走了。城里日子虽苦，但比起哥哥他们可要好多了。